四是社会建设和管理体制取得新突破。在全国率先形成了市委市政府统筹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领导体制。创新了“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了社会工作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工作机制。建立了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五是城市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创新。设立了首都城市环境建设委员会，城市管理综合协调机制进一步健全。出台了缓解交通拥堵的28项综合措施。建立健全了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城市管理的网格化、数字化、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
六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在海淀区北坞村、朝阳区大望京村开展了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启动实施了城乡结合部50个重点村城市化改造。总结推广了大兴区村庄社区化管理模式。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和土地经营制度不断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实施。农村金融体系进一步健全，在全国率先构建“九农”金融服务体系。石景山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获批并积极推进。
七是节能减排机制不断健全。提前一年完成国家“十一五”节能目标。在全国率先建立电子废弃物处置补偿机制、工业能耗水耗指导指标发布制度和集体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率先成立市级节能监察大队。建立了区县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开展了循环经济试点，启动实施能源管理师试点，实行供热计量收费改革。
八是市场主体活力明显增强。大力实施“调、改、剥、退”，市属直接出资企业减少至43家，509户劣势企业实现整体退出，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增至44家。民间资本发展领域进一步放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信用担保和服务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更加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确立了“1＋3＋N”股权投资基金发展框架。在京注册成立的各类要素交易市场达到29家。
二、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
“十二五”时期，北京已经进入开放竞争格局深刻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深度转变、城市布局和形态走向完善、社会加速转型、竞争力扩展提升的新阶段，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北京仍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更加突出，特大型城市建设与运行管理压力凸显，创新驱动力不强，经济与社会、城乡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应对发展环境和阶段的深刻变化，破解影响和制约首都科学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对深化改革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一）率先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迫切要求完善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内外对高端要素、产业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受传统部门条块管理体制的制约，首都科技、教育和人才等资源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发展优势，特别是科技资源配置机制不够合理，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作用还未充分发挥，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环境尚未真正形成。促进首都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实现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
（二）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迫切要求建立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矛盾仍较突出，公共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均衡配置和合理流动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农村发展动力难以释放，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长期滞后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推动城乡结合部城市化、重点小城镇快速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仍不完善。
（三）社会结构加速转型，迫切要求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社会公众对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强，对共享发展改革成果、过上更好生活的诉求日趋强烈。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就业和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总体上供不应求的矛盾依然突出，多元参与、平等竞争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尚未形成。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大大增强，新经济、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流动人口及境外来华人员日益增多，利益格局更加多元，利益诉求更趋复杂，一些制约社会建设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未得到根本解决。
（四）破解特大型城市管理难题，迫切要求创新城市管理服务体制机制。
随着首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统筹城市规划、建设、运行、服务、管理的体制机制需进一步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市场化程度不高。特大型城市常态安全运行与应急保障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城市管理机制还不够健全。
（五）新城市发展战略的确立，迫切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人文、科技、绿色”城市发展战略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宏伟目标的确立，对政府的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发挥尚不协调，“重经济、轻社会”、“重管理、轻服务”、“重审批、轻监管”的问题依然存在。行政运行机制还不够完善，行政效能需要继续提高。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还不十分清晰，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惯性还较强。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还面临制度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