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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初步建立了涵盖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险种的社会保险体系，率先构建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三位一体的大社保体系的框架。“新五保”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被征地农民社会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都取得明显成效。2005年末，全市参加养老保险在职职工94.76万人，参加工伤保险45.34万人，城乡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2.36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52.57万人。2005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7.2万个，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3.0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3%。
7．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展开。积极推进审批制度改革。自2001年开始，我市已开展了三轮行政审批改革，第一轮共削减审批、审核、核准事项654项，减幅为48%，第二轮把第一轮保留的769项减少为450项，减幅为41.5%。在行政审批制度第一、第二轮改革的基础上，推行行政审批制度第三轮改革。建立了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削减审批环节，并对审批程序和时限进行规范。全面推进投资体制改革，颁布实施《温州市关于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投资领域，培育承接社会资本的投资和运营主体，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完善投资中介服务体系，规范政府对投资行为的服务与管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进科学决策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大力推进依法行政，效能政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公共财政体制、规划体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二）“十一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突破的体制障碍和矛盾。
我市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虽然相对领先全国，但因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体制尚不完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然不少。
1．政府改革滞后，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要求。在微观主体充分发育的同时，政府主体改革还远未到位。政府职能及其作用发挥与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政府行为的规范性、行政效能与建设法治基础上的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改革任重道远。政府改革滞后从根本上制约着发展转型和改革本身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环节迫切需要向政府改革转变。
2．社会服务体系发育不健全，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后劲。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已成为我市经济最主要的支柱，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远没有形成。非公有制企业产权股权流动没有合法的保障，社会资金转化为企业资本仍困难重重。法律虽然已明确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基础设施、社会文化事业等领域与其他所有制享有同等待遇，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困难重重，具体操作程序仍不配套。非公有制经济融资难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仍不尽如人意，企业外迁、做大难等问题仍需要通过软环境的改善去化解。
3．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不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在商品市场充分发育的同时，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亟待提高。土地等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能很好反映市场供求稀缺程度，科技、人才等创新要素集聚能力不强，环境污染的成本太低，不完善的市场环境驱动市场主体采取粗放增长市场行为。市场体系创建的重点迫切需要由商品市场向要素市场纵深推进。
4．社会领域体制改革滞后，不适应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社会发展水平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位居全省第9，属于第三层次。农村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有较多薄弱环节。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社会分配制度存在诸多弊端，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协调机制和保障机制亟待完善。弱势群体受保护程度不够，容易引发社会摩擦和冲突，影响社会稳定。事业单位改革面广量大，任务很重。改革的领域迫切需要由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向协调推进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改革转变。
5．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滞后，不适应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社会流动性趋势日益增强与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矛盾进一步加大，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与生态补偿等方面机制薄弱的矛盾进一步显现。中心镇（小城镇）综合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体制性障碍有待进一步突破。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工作需加快推进。以工补农、以城促乡的长效机制亟待完善，区域互动合作的机制亟待加强。改革的出发点迫切需要由注重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向体现“五个统筹”要求的以人为本改革导向转变。
此外，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步伐有待加快，国有资产监管体系有待完善。垄断性行业、基础性行业仍然是传统的国有经济一统天下，严重影响了这些行业的效率和资源的配置。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等。
（三）“十一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趋势。
我国正从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改革面临新的趋势。改革开放28年来，我国社会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两大突出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这表明中国的改革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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