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农村改革逐步深化。2003年，我省率先在全国启动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到2005年底已有53个县市基本完成，全省多数乡镇实行党政一把手“一肩挑”，乡镇党委委员控制在9人以内并交叉任职，乡镇机构精简为“三办一所”。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全面推开并完成整体转制，乡镇公益性服务事业“以钱养事”的新机制初步建立。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进一步减轻了农民负担。基层民主建设继续加强，逐步推进乡镇“两推一选”和村委会直选，建立和完善了“一事一议”制度。农村土地二轮延包稳步开展，依法确权确地到农户工作基本完成。
7.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099元，比2000年增加831元，年均增长6.4％，人均现金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提高到79％，比2000年上升10个百分点，农民从二、三产业中获得的收入明显提高。农民消费结构得到改善。用于食物开支的比重进一步降低，恩格尔系数由2000年的0.53降为2005年的0.49；用于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居住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长，三项合计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达到27.5%，比2000年上升7个百分点。扶贫攻坚成效明显，全省贫困人口由“十五”初700万人减少到430万人，解决了27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现实情况看，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农村面貌、农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发达地区比，相对落后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重道远。
1.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农业增效难。“十五”期间国家虽然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但由于过去欠账较多、基建投入相对不足、农村取消“两工”后新的劳动积累机制尚不完善等原因，农业基础设施状况不容乐观。目前，全省40％的农田不能保收，60％的农田也只能抗御5年一遇的灾害；全省泵站现有装机容量220万千瓦，60％的机电设备和40％的渠系严重老化，粮食主产区的许多农业基础设施已不堪重负。加上近年来粮食科技研究和推广没有取得大的突破，粮食单产自1997年以来基本徘徊在700斤左右。粮食增产难，比较效益低，制约着农民增收和农业结构调整。
2.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粗放，农资价格上涨较快，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由于规模化程度较低，各种节本增效技术、标准化种植规程和农业机械化很难推广普及，加上农民的知识与技能存在差异，农业生产成本要明显降低十分困难。自2003年以来，化肥、种子、农药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平均上涨50％左右。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制约了农民增收，削弱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3.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农村居民享有的交通、文化、娱乐、环保、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程度远低于城市，用水难、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还比较突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不宽，失业、养老等其他社会保险刚刚起步。村庄建设规划缺乏，布局不合理，设施不配套，人畜混居现象严重。
4.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统筹区域发展难度很大。目前全省35个山区县市人均财政收入和城镇化水平不到平原县市的一半。全省农村还有绝对贫困人口110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390万人，其中29个贫困县市的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贫困人口分别占70％左右。由于山区退耕还林任务调减，替代产业刚刚起步，新的利益补偿机制尚不健全，造成山区农民增收步伐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统筹区域发展的任务仍很艰巨。
二、“十一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
（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1.全党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和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反哺农业是带有普遍性的两个趋向”的重要论述，随后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方略；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这些方针政策的提出，为进一步理顺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形成强有力的带动。我省区位条件优，产业基础好，科教资源中部领先。随着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国内外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我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将为农村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支撑；农业产业化的加快发展，将为农业增效培育新的增长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武汉城市圈的兴起，将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拓展新的空间。这将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
(二)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