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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压力增大。固体废物产生量快速增长，2005年全省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2896.2万吨，较“九五”期末增长70.9%，其中危险废物产生量为130万吨，增长了1.4倍，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处理水平低，综合利用率仅为76.7%。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增加，2005年全省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723.5万吨，比“九五”期末增加了近一倍，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50.6%。废旧电子电器回收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部分地区废旧电子电器拆解企业无序发展，产业化水平、处理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
4.生态破坏与农村环境问题凸现。区域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生态系统较为脆弱，局部地区水土流失等问题依然严重，部分地区水土流失强度大，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8%；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简单，红树林等湿地面积减少，功能不断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环境影响明显；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建设滞后。农村水环境不容乐观，农村人口饮用水安全问题尚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农村环境卫生条件普遍较差，缺乏完善的人畜粪尿收集和处理系统，生活垃圾随意堆放，造成河道淤积和水体污染；农业面源污染负荷加重，化肥、农药、化学制剂被大量使用。土壤重金属污染和有机污染问题日益显露，部分地区已出现水稻、蔬菜、茶叶等农产品重金属超标现象，农产品安全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5.辐射环境安全形势严峻。随着我省核电事业的快速发展，核安全管理任务将更加繁重。放射性污染源等基础数据尚未完全掌握，多年积累的放射废源和闲置放射源难以及时收贮，铀矿及放射性伴生矿冶炼所产生的废石和废渣未得到完全处理，存在重大的放射性环境污染隐患。广播电视、无线通信、电力输送、电气化轨道等伴有电磁辐射和电磁感应的设备越来越多，电磁辐射污染纠纷上升。
6.环保能力建设薄弱。长期以来，我省环境管理能力一直滞后于经济建设，1989年，每亿元GDP有环境管理人员2.4名，每亿元工业产值有环境管理人员1.9名，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分别下降至0.69名和0.34名。县级环境管理能力薄弱，环境监测、监察等机构的技术能力与国家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有较大差距，缺乏必需的应急监测监控设备，环境应急监测监控能力较差，难以有效监测环境污染事故和准确预报赤潮灾害。全省有10万多个工业污染源，而环境监察人员仅1700多人，难以有效监管。尚有15个县未独立设置环保机构。
（三）未来发展面临的环境压力。
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到2010年，全省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珠江三角洲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20年，全省人均GDP比2010年再翻一番。要实现上述目标，“十一五”期间我省GDP年均增长率要达到9%以上，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资源、耕地及能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大，污染物排放量将大幅超过环境允许排放量，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将日益加重。
1.工业化进程对环境的压力。“十一五”期间，我省经济将从偏轻型化向适度重型化发展，石油、化工、造纸、电力、食品、印染、建材等污染行业将继续快速发展，污染防治任务将更加艰巨。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沿海地区依托港口将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群，珠江三角洲地区部分产业将逐步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工业不断向农村转移，环境污染有向山区和农村等饮用水源地转移的趋势，可能威胁我省饮用水安全。
2.城镇化进程对环境的压力。“十一五”期间，我省城镇化进程将不断加快，预计到2010年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5%（按第五次人口普查口径），逐步形成以广州、深圳市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和粤东、粤西沿海城镇聚集区。在城镇化过程中，资源、能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环境压力增大，有可能引发区域性环境问题。
3.社会消费转型对环境的压力。在社会转型中，废旧电子电器、机动车尾气、有害建筑和装饰材料等各类新污染呈上升趋势。“十一五”期间是我省机电产品报废的高峰期，废旧电子电器将以每年5%至8%的速度增加，而回收处理体系尚未完善，大量废旧电子电器流向处理技术落后、规模小的企业，隐患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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