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定”工作落实不到位
苏木乡镇畜牧兽医站是根据畜牧业生产和防疫灭病需要建立的,直接承担着全区每年2亿多头只(次)畜禽的保健、防疫灭病和部分草原建设、畜种改良等项工作,并开展相关的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是广大农牧民发展畜牧业直接依靠的重要技术力量。正因为如此,国家和自治区曾就苏木乡镇畜牧兽医站“三定”工作多次下发文件,召开会议,解决存在的问题,其中一些重要政策已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但是,从各地实际情况看,这些政策法律和法规在多数地区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旗县以下兽医机构和人员“脱钩断奶”和核减经费问题至今未能全面解决,农区基层站则大部分为民间集体组织,相当数量的工作人员亦农亦医,经费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这种制度造成有疫情兽医人员才有收入,防疫搞好了反而无经费来源的不正常情况,与“预防为主”的方针背道而驰。这样的基层兽医机构不仅防疫难,收费难,而且绝大部分站没有必需的设施设备工作、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些基层站在编人员多数为非专业人员,大批搞畜疫防治的兽医人员没有定岗,使原本薄弱的基层兽医工作雪上加霜。此外也有一些基层站因为管理混乱、机制不活、工作上职责不清、分配上吃大锅饭等问题,导致防疫机构形同虚设。
(三)防疫经费严重不足
现有投入机制与防疫工作的计划性、强制性、预防性极不适应。国家投入到基层的防疫经费事实上在减少。自治区投入的畜禽保健费1978年为120万元,每头牲畜平均0.028元。1998年仍为120万元,每头牲畜平均为0.016元。生物疫苗经费始终在500万元左右徘徊,但牲畜头数成倍增长,生药价格几乎翻番,而且随着牲畜及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疫病种类不断增加,畜禽保健费远远不能满足防疫实际需求。此外,各级政府对防疫工作的主动权有所弱化。由于广大养畜者受“重治疗,轻防疫”的传统思想影响,主动积极性不高,而现行收费办法将强制性防疫也混同于一般的有偿服务,收费难直接变成了防疫难,严重影响着我区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导致一些基层站的兽医工作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多数旗县把基层站列为差额补贴单位,基本上没有事业经费,使兽医人员不能一门心思去搞畜疫防治;二是一些60至70年代装备的仪器设备和器械严重老化,得不到补充和更新;三是基层兽医技术人员的培训、再教育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人员素质呈下降趋势;四是多数旗县兽医站没有交通工具、通讯设施等必需的防疫配套设备;五是生药运输、冷藏设施严重不足,生药质量得不到保证,影响防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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