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扬弃民族国家与欧洲的未来
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着固有的历史矛盾，又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现实挑战。在强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面前，背负累累历史问题的民族国家，其出路究竟何在呢？换言之，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在面对合法化危机的时候要不要自我超越？如果要自我超越，又如何才能实现自我超越？
围绕着这个问题，目前西方学术界可谓争论纷纷。哈贝马斯正是通过梳理和批判这些争论观点而把自己的立场逐步呈现出来的。在哈贝马斯看来，民族国家的确需要为自己寻找新的合法化理由，以便顺应全球化大潮，走向一种后民族国家的世界格局。而且，种种现象表明，这种后民族格局已经露出端倪。然而，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这种所谓后民族格局，西方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反应，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保护立场，他们坚决捍卫民族国家，“强调垄断了权力的国家的防护功能，强调国家在它自身的疆域当中捍卫法律和秩序，为公民的私人生活世界提供安全保障”[8]。另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开放立场，主张彻底超越或抛弃民族国家，因为在他们看来，“主权国家的权力具有一种压制的性质，它使得民众不得不臣服于喜好管理的行政机关的压迫，陷入了同质性的生活方式的囚笼之中” [9]。因此，打破民族国家的疆界，具有双重的解放意义：即个体作为被统治者的解放以及个体作为民族成员的解放。
上述对待全球化的两种立场截然不同：一个是欢欣鼓舞，充分肯定；一个是极度沮丧，彻底否定。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古典国家学说出发。在哈贝马斯看来，他们都不可取，也不足取。原因在于，“新的国家保护主义无法阐明，一个世界社会如何会被重新分解为不同的环节——除非依据一种世界政治，而它又认为这种政治纯属幻想。一种自我解放的政策，同样也难以让人信服，它想让一个国家彻底融入后民族的格局当中。后现代的新自由主义无法阐明，国家层面上形成的税收能力和合法化的缺失，如果没有新的政治调节形式，在跨国层面上又如何能得到补救。由于衡量正当权力的标准注重的效果不同于经济效果，因此，政治权力不能随便用金钱来取而代之”[10]。在廓清了这两种极端立场之后，哈贝马斯让自己的立场浮现出来了。他认为，民族国家虽然面临着重重挑战，但现在就要抛弃民族国家似乎为时过早。上述两种立场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于未能充分发掘出民族国家数百年历史当中的成败得失。而后现代主义式的民族国家超越论更是一种悲观主义的立场，全然否定了民族国家的历史成就。于是，针对这种悲观主义的立场，哈贝马斯主张“向历史学习”[11]，提出了一种非悲观主义的立场，这就是所谓的“民族国家扬弃论”。
哈贝马斯通过对欧洲现代化历史的考察，归纳出了一种开放与闭合的辩证法，由此具体阐明自己对于扬弃民族国家和建立世界主义政治民主模式的理解。要阐明这种辩证法，首先还得从一体化形式入手。在哈贝马斯看来，西方存在着两种一体化形式：一种是系统中的“功能一体化”，另一种是生活世界中的“社会一体化”。从中世纪中叶以来，这两种一体化形式就一直在相互渗透，形成了开放和闭合的有序排列，并构成了现代化的不尽动力：“商品流通、货币流通、人员和信息的流通等构成的网络在不断扩大，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流动性，激发出了一种动力，而生活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水平视野不管多么紧张，都形成了一个整体，我们在直观上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由此不会形成什么互动。市场或通讯网络在不断扩张，也变得不断稠密，这样就激发出了一种处于开放和封闭之间的现代化动力。与‘他者’之间形成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关系，对‘他者’也有了不同的经验，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颠覆的力量。多元论不断抬头，破除了家庭、社会以及传统的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一体化发生了转型。每当现代化掀起新高潮的时候，主体间共有的生活世界都会把自己敞开，以便对自己进行重新组织和重新闭合”[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