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WTO的后续发展中，国际法学界讨论的与WTO治理结构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将WTO塑造成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有两种主要观点，其中观点之一是将其发展成一个“规制型”组织（regulatory model）。规制型组织的支持者认为，进一步赋予世界贸易以制定实体标准的权力，尤其是在劳工、环保、卫生健康、安全方面的标准，可以防止各成员方在全球经济竞争过程中竟相实行的“将标准降低的负性竞争”（race to the bottom），遏止各成员方单方面制订标准，从而消除借国内立法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隐性贸易保护主义。[2]该模式重视WTO对实体标准的立法权，是一种“集权式”的模式。“规制型”模式观点着眼点在于统一市场，强调的是成员方国内规制的解除，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成员方国内立法主权的干预。由于与WTO最核心的价值目标——非歧视性原则存在差异，并且在实践中遇到强大的阻力，持“规制型”模型观点的学者逐渐在减少。另一个观点是“反歧视型”组织模式（antidiscrimination model）。[3]“反歧视型”组织模式的支持者从西方宪政民主的思路出发，主张克服WTO现有立法的缺陷，强化WTO的立法机制，并建立一个独立的裁决体系，通过审查成员方的法律是否符合WTO规则来遏制隐性贸易保护主义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操纵。在处理WTO与各成员方国内法的关系上，宪政论观点主张将相关的实体标准立法权保留于各成员方，强调WTO的裁量权。
WTO宪政论的观点，又可以分为欧洲学者的观点与美国学者的观点。
德国早期学者Hermann Mosler，Wilhelm Wengler，Christian Tomuschat对欧洲国际宪政秩序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奠基作用{4}613。Armin Von Bangdady、Ernst—Ulrich Petersmann等则受其影响，近年在国际学术界影响较大。Petersmann提出分层式宪政的思想：主张由一定数量的国际组织——“契约性宪法”（treaty constitutions）与国家宪法共同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宪政框架。[4]按照分层式宪政的设想，“国际宪政主义”本身是一种功能有限度，但与内国宪政共同发挥作用的机制，其基本的价值是取向是要在全球化条件下保护公民权利、促进民主自治政府和公民的自由合作；在WTO体系中，公民权利主要表现为贸易权，在处理该组织与各成员方国内国内法关系时，WTO只在有限的领域和层次实施宪法功能，更多的方面，则按照WTO现行规定，尊重成员方的主权{1}10。
美国学者中则有J．H．Jackson、John O．McGinnis、Mark L．Movsesian等人，后两学者合作发表于《哈佛法律评论》2000年第2期的《世界贸易宪政》的长文，代表了美式思维对WTO宪政的看法{3}。其思想是将WTO治理结构与其国内的联邦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比拟，认为强化WTO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民主机制，可以遏制某些国内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靠院外游说（lobbying）和其他政策形成渠道利用和操纵WTO规则的可能性，使WTO在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使成员国的国内政治民主化。以遏制利益集团为出发点，通过美国式政体的分权机制来重塑WTO的未来发展之路，是美国学者的设想。颇有意味的是，在对比了欧盟议会和美国国会对待WTO部长级会议的不同态度后，来自欧洲法治传统的Petersmann教授表达了其对美式思维的看法——虽然同为宪政民主体制，美国的重心在于国内宪政，其选择单边、霸权式的外交政策根本上不同于欧盟，欧盟遵从分层式的宪政主义，且恪守国际法{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