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上述两个方面对再审的适用予以限制外，还应当在程序方面予以限制，如对已经再审的判决不能申请再审；申请再审的，法院审查后申请再审不成立的，不能申请再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不能申请再审；原判决、裁定超过一定时间的不能提起再审（《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从裁判生效之日起2年以后不能申请。但没有限制检察机关抗诉和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情形，从公平角度来讲，检察机关和法院依据职权提起再审的，也应该予以限制）等等，总而言之，再审的适用应当加以限制，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些限制使再审的适用能够恰到好处。试图扩大再审的适用，使再审普适化的认识是不妥当的，不符合再审制度的基本性质。
【作者简介】
张卫平，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一般而言，我国的再审程序也就是审判监督程序（有人将两者加以区分）。但应当注意大陆法系国家的再审程序不能称为审判监督程序，因为大陆法系的再审程序是以再审之诉为基础。我国的再审制度的基础是审判监督权，包括法院的审判监督权和检察院的检察监督权。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再审程序有两种含义：广义和狭义。狭义的再审程序仅仅指法院对原判案件再次审理的程序。广义的再审程序，还包括法院审查申请再审以及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程序。
王怀安主编：《中国
民事诉讼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页。
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是一种独立程序，不依赖与其它程序而存在，不以其他程序为前提，而再审程序必须以其他程序的存在为前提，不可能在没有原审程序的情况下提起再审程序。
现在社会上普遍认为存在“三难”问题，即起诉难、执行难和再审难。其中起诉难的确是一个应当解决的问题，这涉及接近司法、司法为民的问题。造成起诉难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有法律规定的问题（参看张卫平：“起诉条件与实体判决要件”，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也有司法体制方面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起诉难更多的是司法体制的原因，因为如果起诉很容易的话，法院将无法承受过大的社会压力。
判决生效后即具有确定力。在判决理论上，判决的确定力又分为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法院作出的判决如果属于可以通过上诉途径加以撤销或变更的，就是不确定的判决。在当事人放弃上诉，判决已经生效时，判决成为确定的判决，除非通过特别途径，如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否则是不能撤销或变更的。这种确定判决的不可撤销性就称为形式上的确定力或外部确定力。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即既判力，是指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一旦生效，当事人和法院都应当受该判决内容的拘束，当事人不得在以后的诉讼中主张与该判决相反的内容，法院也不得在以后的诉讼中作出与该判决冲突的判断。
［日］兼子一等：《条解
民事诉讼法》，弘文堂1995年版，第1267页。
［日］上村明广：“再审事由”，载石川明、高桥宏志编集：《注释
民事诉讼法（9）》，有斐阁1996年版，第21页。
笔者并不太主张在司法中使用“错误”这一概念。对于一般的工作，我们可以使用“错误”与“正确”这样一对概念范畴予以评价，但对于司法审判这种特殊的，具有专业技术性、程序性的法律适用活动，应当使用“违法”与“合法”这样的对立范畴来加以评价更为合适，而不是采用含义模糊、不确定的“错误·正确”这样的对立概念。详见张卫平：“错案：一个应当慎用的概念”，载张卫平：《琐话司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法的概念一定是有限定和条件的概念。
［美］E·S·Tayloy、L·A·Peplau、D·O·Sears：《社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对负性效应的主要解释是“图形背景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在简单的知觉中，一个负性特质就是图形，它的凸现就好比一处畸形，人们可能更多的注意这些畸形，给予更多的权重。参见引注书第69页。
尽管《
民事诉讼法》第
179条有相对具体的规定，但由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很容易转化为法院的职权发现，因此只要法院愿意提起再审，这些具体规定就可能丧失意义。
关于三审制或法律审制的功能与结构，可参见张卫平：“法律审的功能与构造”，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
同注，第31、32页。
日本司法改革委员会：《日本司法改革调查统计》，2001年。
张卫平：“民事再审：基础置换与制度重建”，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