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构想当然没有完全包括各种观点，因此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无论如何，2007年底之前对《股份公司法》所做的三次重要的修订，基本贯彻了上述构想的意图。[15]
第四，俄罗斯传统上虽属大陆法系国家，但在公司立法上却深受英美法影响，甚至聘请美国专家为其起草公司单行法。英美法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公司种类的规定上。俄罗斯现行公司立法既规定了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所有的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也规定有英国法上的保证责任公司（补充责任公司），并将股份公司区分为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公司。同时，根据私有化需要，以单行特别法规定了员工股份公司。[16]这使得俄罗斯成了世界上公司种类最为齐全的国家。
最后，俄罗斯采民商合一的公司立法模式，但现行民法典并不能完全包含有关公司规范的全部内容，因此不得不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单行法。在规范内容上，民法典和单行法并行使得许多规定重复，而具体规则又易于发生矛盾。为了消除这种重复和矛盾，有学者建议扩大民法典的容量，可以将法人专设一编或一个部分，即将现在由四个部分组成的民法典，扩大成为五个部分。[17]
三、中俄公司立法比较分析
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决定了近代各国的法制进程，公司法也不例外，而且可能表现更为显著。这是因为，公司作为独立于自然人的法人，作为民事或商事流转的重要主体，体现了一个国家民众（自然人）民商事权利的总体发展水平。近代以来，个人能力或利益往往是通过一个组织实现的，而公司应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组织。
在近代，中国与俄罗斯都是资本主义发展滞后的国家，这在公司制度的发展方面也有所体现，但二者发展的方向和所采取的途径却不尽相同。
中国近代以“商战救国”，最早于1904年便颁布了《钦定大清商律》，选择了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钦定大清商律》是中国近代最早颁布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法典，其中包括《公司律》131条，也是中国第一部公司法规范。沿着这一路径，1914年颁布了《公司条例》。1925年还由法国顾问爱诗嘉拉编纂了一部《商法典》草案。但是，1929年制定民法典时，立法者改变了原来的民商分立思路而改行民商合一编纂体例，但公司法始终独立于民法典之外。在民法典之外，1929年颁布了《中华民国公司法》，这部公司法是统一公司法，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四种类型的公司。1946年修订公司法时又加入了有限公司。这部公司法经多次修订，至今仍在我国台湾地区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宣布废除国民党的旧法统和“六法全书”后，法制建设全面倒向苏联，但制定民法典始终没有成功。1951年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仿照旧公司法的规定，规定了五种公司：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但公司和公司法的命运也与俄罗斯公司和公司法一样，很快随着全面的国有化而销声匿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