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经验证明，任何政府、任何政治领导人，不管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或者世袭而来，如果没有法律制约和监督，都会逐渐走向腐败和滥用权力。民主并不必然解决政府腐败和滥用权力问题。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曾经尖锐地指出，拥有权力的人自然地会变得自私起来，竭力保持个人的地位。历史经验多次证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29]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30]这不仅仅是对非民选政府而言的，即便是民选政府如果没有宪政和法治的约束，其腐败、滥权的速度可能比非民选政府更快，而且更难以纠正，因为它认为自己有民意基础，任何法律机关都奈何它不得。在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天，谁敢监督人民的代表、民主的化身—民选领导人？如果宪政不力，法治不张，民选领导人很容易变成“民选皇帝”。人们反对无限的专制政府，同样也要反对无限的民主政府。如果民主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话，人民作为分散的、无组织的群体很容易被这个民选领导人“篡位”，最终还是演变成独裁专制，只是更具有欺骗性，因为这样的专制批着“民主”的外衣。这已经被法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民主实践所反复证明。
（三）民主与宪政的冲突就是政治激情与理性的冲突
世界上很多地方实现现代化的经验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有些国家和地区尽管很长时间没有多少民主，人民不能参加领导人的选举，或者只有有限的民主，但是政府遵守法治，廉洁自律，接受监督和制约，充分保障人权，给予人民充分的自由。这样的政府以西方流行的民主观来审视，固然不够民主，但它确实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富裕、公平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了善治。然后在良好的宪政和法治保障之下，再稳步发展民主，让人民最终实现普选。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民主化最佳的路径选择。相反，有些地方在宪政和法治不健全情况下，首先实现了完全民主，人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民主以戏剧开场，以闹剧进行，以悲剧收场，很多民选领导人因为没有强有力的法律约束而沉沦堕落，离开权力层峰往往立即被送上法庭乃至直奔大牢，令人扼腕叹息。
人们往往把政府滥用权力和腐败的原因，很自然地归结为因为政府不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民选政府天生应该是廉洁自律的。如前所言，民主并不必然带来善治、廉洁、高效。尽管所有人的智慧高于一个人的智慧，但是所有人必须是良好组织起来的，有秩序的，否则恰恰可能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解决政府滥用权力和腐败难题，法治和宪政比民主更有效。一个非民选的政府只要法治严明，权力受到严格监督，同样可能是清廉、高效、对人民友好的政府。对于人民而言，由自己亲自选政府固然很重要，但是在还不具备完全民主的条件下，先建设一个法治之下的廉洁、勤政、亲民、自律的政府，当然是务实明智的。不管政府是如何产生的，只要他坚守法治，以民为本、对人民友好、廉洁自律、能够合理解决人民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样可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正当性，同样可以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支持。最可怕的就是一个政府既非民选，又不清廉、勤政、亲民，不遵守法治，这样的政府很难取得人民的支持。[31]
政治需要激情，但更需要理性。民主与宪政、法治的冲突，其实就是激情与理性的冲突。民主是人类政治激情的自然表达，宪政和法治则是人类政治理性的结晶。[32]二者结合才形成真正的政治法律科学，成为人类最伟大的艺术。[33]挥洒自己的激情总是比理性行事更容易，因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因此，建设宪政和法治比发展民主更难，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民主、宪政和法治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振臂高呼民主的口号，这不用付出代价，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和政府，对于民主问题必须实事求是，要分清发展民主与建设宪政和法治的优先次序。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立即实现普选的国家和地区，宪政和法治比民主要来得重要和实际，完全民主可能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与其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放在遥远的民主上，不如把我们努力的方向调整到建设宪政和法治上，为民主先铺设好宪政机制和法治管道，这样反而有利于民主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中国民主宪政发展的路径选择
其实，近代国人不是没有认识到宪政建设的重要性，也曾经进行过可贵的尝试。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变法就以建立君主立宪体制为目标，梁启超发表了大量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宪政的原理以及实行宪政的好处。[34]1905-1906年五大臣出国考察西方宪政，得出的结论是“臣等以考察所得，见夫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取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35]载泽在给慈禧太后的密折中，提出立宪的三大好处为“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36]慈禧为此同意开始尝试推行宪政。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预备仿行宪政》谕令，1907年甚至成立了宪政编查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清王朝又匆匆忙忙推出了《宪法重要信条》十九条。晚清的宪政运动由起初自下而上到后来的自上而下，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君主立宪彻底丧失了历史可能性，但中国人还没有对宪政完全丧失信心，另一种形态的宪政即共和宪政如果能够成功，自然也是不错的选择。于是民国初年中国制定了许多宪法性法律，甚至国会都召开了。可惜国人对宪政的信心再次被欺骗，袁世凯的宪政游戏不仅导致本人身败名裂，而且使得国人对中国到底能否实施宪政和法治产生了根本动摇。[37]中国人于是对和平的、渐进式宪政的热情逐渐减退，到了五四运动“德漠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隆重登场，革命旗帜同时一次次高高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