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最后指出，民法中公法性强行性规范的构建是我们引导公法对私法介入的标准，也是我们在构建强行性规范类型时所需要考虑的一种新的规范类型。公法性强行性规范的构建，实现了公法与私法的严格划分。在现代民法中，看上去公私混融的私法，其实都是现代私法的典型样貌，相较于19世纪的私法，只不过是涂上现代工业的粉黛而已。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以19世纪的私法之貌象来否决今日私法之整体，更不能以此认为，现代私法已然公法化。
第二，从基本规范的视角，阐释与厘清了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基本规范在民法规范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其它规范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规范合乎法律规范的“身份”的基础，[8]也是确定规范构建的合法性以及司法裁断合理性的基础。基本规范作为确认政治与法律行为正当性的概念，担当了确认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功能。基本规范是宪法与民法作用的连接点。正因为基本规范的这些功能，宪法对民法的间接效力，藉由民法上之基本规范，从而将基本权利之精神引入民法领域，然后保障宪法性权利的实现。与此相同，正是因为民法中的漏洞填补条款以及权利发展条款的存在，宪法规范无需对民法产生直接效力。宪法通过民法中的基本规范，才能够对民法发生作用。作为宪法的司法审查，不是直接审查民法具体规则的内容，而是审查该规则是否违反体现宪法精神的基本规范。文章分析与确认了宪法对民法基本规范的效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主要表现为：其一，维持法律整体秩序的一致性。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必然要求宪法与民法相应的价值观一致，同时也使宪法的基本权利能够在民法中得以实现。其二，保障权利，解决权利冲突。民法中的权利主要是通过确定权利、规定民法权利冲突解决规则，以及对这种权利遭受侵害时的救济来得以保障的。解决民法权利冲突的规则本质就是权利保护的规则，这时需要对民事权利的性质进行阐释，这也就涉及到民事权利的效力问题，而当某种权利具有宪法权利的性质时，无疑使该种权利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而相关的权利冲突的解决规则也就显得更为合理。宪法将其触角延伸至现代民法，并不是对现代民法的干预，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事权利的保护。[9]其三，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借助于民法中的基本规范，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以及相关价值可以内化于民法的具体规范之中，从而实现宪法对私法的间接效力。[10]所以，宪法司法化也就没有必要存在。被誉为“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宪法对民法效力的案例也是证明了宪法作用于民法的这一法理。[11]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内容违反宪法的基本权利的内容，是否援引该种权利的宪法性而对法律行为进行判断呢?具体而言，该内容是否是《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宪法对民法的规范效力，乃是基于民法中的概括条款，而不能直接作用于民法的具体规则，所以，即使法律行为的内容违反宪法中基本权利的规定，法官也不能直接援引该权利的宪法性而否定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效力。而只能根据法律的基本规范进行裁断，否则就违背了宪法对民法规范效力的一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