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阐述强行性规范的判断与适用问题。对强行性规范的判断，不能仅仅根据规范本身的字语进行，更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该种规范就属于强行性规范。规范的判断需要根据规范设计的目的，规范所体现的价值以及规范在体系中的位置等综合进行考虑。文章从强行性规范解释的方法论入手，分析了强行性规范的具体解释方法，即文义、体系及目的解释。违反指导性规范，该法律行为并不因之无效。但对违反禁止性规范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判断需要根据法律禁止的是行为人的主体、内容还是客体等方面来进行综合分析，同时也要合理区分行为人违反行为所处的阶段。对效力性规范的分析，主要是看民法中的转介条款转介的规范类型的性质，从而对之作出评判。
第七章主要对民法强行性规范的构建进行探讨。民法典中强行性规范的构建，需要考虑到强行性规范在民法典中所承载的价值以及该种规范所具有的特性。文章认为，当应该保护的对象因为客观原因无力保护自身的利益时、当市场交易的安全与效率的正负外部性问题产生，需要法律加以克服的时候，以及某项制度需要对第三人利益进行保护时，应当表现为强行性规范。强行性规范的构建，需要合理区分公法与私法中的强行性规范的性质，要认真对待民法中的公法性规范。同时，需要结合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律规定的强行性规范类型，从而在民法典还是民事单行法律中作出合理的构建。
三、论文的创新之处
文章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造性的分析了民法中的公法性规范存在的原因，阐释了该种规范的构建思路，并以此分析了民法与公法协调的问题。随着公法对私法影响的深入，具有公法性内容的规范也得以在民法中规定。民法中的公法性强行性规范与公法中的强行性规范具有不同，主要表现在：首先，二者规范的法律关系不同；其次，二者制度安排的内容不同；最后，违反的法律后果不同。民法规定公法性规范，是因为：一是民法中公法性规范是构建统一的公共秩序的需要。二是这些规范的构建能够为公共财产的运行提供民法规则。三是这些规范的构建也是限制公权力机构进入民法某些领域的需要。从立法的角度而言，这些内容也可以在有关公法性法律中进行规定。但是，如果在公法中对这些内容进行规定，就会给理论与实践带来如下难题：其一，影响公法主体所从事的交易行为的效力确认。因为公法调整的乃是有关公共利益的行为，如果这些内容在公法中进行规定，就有可能被确认为当然无效。这不仅不利于当事人利益的保护，而且也会损害交易的安全。而如果规定在民法中，就能够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因为法官在民事裁判中，对该法律行为效力的判断，需要虑及到民法的相关规则，如财产的合理利用、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交易的安全等，由此就不会断然地认为该规定无效。其二，如果这些内容在公法中进行规定，难以对此行为进行合理的定性，从而也不能为法官在司法裁断时作出正确的选择。其三，如果将这些内容规定在公法中，则会使相关行为失去了民法的基础。如《物权法》第133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如果该条规定在公法性法律中，难以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入股、抵押的流转方式进行规范。其四，这些行为如果规定在公法中，难以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正如学者认为，民法典总是通过特别的限制来保护民事主体的利益，从而抵御公权力的侵入。[7]其实，民法之所以要对这些本质属于公法性规范的内容进行规定，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行为的主体、内容以及行为的性质具有民法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