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被上诉人再三催讨所剩余款项，上诉人对尚欠款项并无异议，但不支付。由于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依合同约定应给被上诉人一方支付违约金。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支付尚欠的余款55000元及应付的违约金，应予支持。但从双方签订的违约条款看，“上诉人若逾期不付清合同余款，则每天以合同总金额的1·5%追加支付合同违约金”。以此看来，至2005年9月19日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应支付的违约金共226560元，已超出合同标的总金额一倍之多，也与合同尚未履行部分的余款55000元相差甚远，故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对上诉人一方约定的违约金过分过高，现上诉人提出应予调整符合合同法的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6]
在这里，法院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参照标准有二：一是“合同标的总金额”，一是“合同尚未履行部分的余款”。这样的参照标准在我国现行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纯属法院发挥能动性的结果。问题是，能否(或应否)一般性地将“合同未履行价款的总额”或者“合同总额”作为违约金的限额？
从法制史及比较法角度看，法国学者杜莫林(C·Dumoulin，1500-1566年)[7]在《关于利息的研究》一文中，对于违约罚金作了考察，其论文主要是分析“将损害赔偿的范围限定于标的物的价额的二倍”这一优帝敕令(C·7，47，1)的，他是在将违约罚金作为损害赔偿的意义上，讨论了违约罚金的限制问题，主张违约罚金应当服从于损害赔偿的有关限制规则，不能超越对于损害赔偿的限制。[8]
仅就中国法而言，我想试问：关于违约损害赔偿，我们是否有最高额的限制(比如不能超过合同标的总额)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限制有“可预见性规则”，另外，还有过失相抵规则、减轻损害规则、损益相抵规则等，但从来没有以“合同未履行价款的总额”或者“合同总额”为限的规则，也没有过以总标的额二倍为限的规则(尽管这样的规则可能在罗马法上存在过)。
问题的关键在于《合同法》确立的比较标准---因违约“造成的损失”。这种损失既可以是所受损失，也可能是所失利益，或者是二者的结合；既可能是履行利益的损失，也可能是固有利益的损失，而固有利益损失的赔偿，显然并不能够以履行利益为限。至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以“合同未履行价款的总额”或“合同总额”为标准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做法，宜持慎重态度。
(二)惩罚性违约金的规制
原则上可以约定惩罚性违约金，但是也要进行规制，不能放任射幸合同的产生。首先要检查该条款是否有效。其次，我认为可以类推适用《担保法》第91条，关于定金合同的规定，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惩罚性违约金在一定程度上与定金相似。这个方案目前已被很多人接纳，超过的部分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