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立法专门针对迟延履行规定惩罚性违约金，其立法政策是什么？为何对其他严重的违约行为不规定惩罚性违约金？
违反合同的违约行为有迟延履行、不能履行、拒绝履行、不完全履行等多种，为什么立法者单独针对迟延履行规定惩罚性违约金？这种立法政策的合理性是什么呢？与履行迟延相比，拒绝履行或履行不能的严重程度可能更甚，为什么不惩罚其他的那几种类型呢？这是《合同法》出台后我们在解释论上遇到的困惑。
上述困惑促使我们思考，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我们在出发点就犯了错误？到底什么是惩罚性违约金和赔偿性违约金？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翻阅资料。我首先从中文文献中寻找这些概念的渊源，具体包括20世纪30年代胡长清先生的论述、40年代梅仲协先生的论述、50年代史尚宽先生的论述、60年代郑玉波先生的论述以及70年代孙森焱先生的论述，通过这种知识考古学的梳理，我发现这些前辈学者在界定惩罚性违约金和赔偿性违约金时的思想和我们不太一致，他们的思想是———赔偿性违约金就是赔偿额的预定，惩罚性违约金是一种额外的给付。惩罚性违约金就是除了违约金这笔金钱给付以外，其他的因为债务不履行所可能发生的责任一概不受影响，你还可以请求继续履行债务，或请求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学理称为“填补赔偿”)。他们并没有把惩罚性违约金限定在迟延履行场合，他们所提的是债务不履行，而债务不履行可以有种种形态。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基本的认识：惩罚性违约金实际上并不是仅仅在迟延履行场合才可以有，而是针对所有的违约形态都可以有。崔建远老师对我的梳理提出疑问，认为我仅仅梳理中文文献、翻阅的是大陆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著述，有悖于我以往写作时作大量比较法特别是比较外国法的惯常做法，所以对我的上述结论抱怀疑态度。2008年11月我们几位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民法教师到日本访问，在京都遇到了中田邦博教授，崔老师特别就此问题向他求证。在此过程中，我在旁边没有插话，以避引导之嫌。最后我们得知，日本学者也认为，惩罚性违约金不仅仅局限在延迟履行的违约情形下。
目前我个人的理解是，惩罚性违约金就是一笔额外的金钱(物也可以，在我国台湾地区叫准违约金)，在发生违约场合，违约方给付违约金后，另外的责任该怎么承担还怎么承担，不受影响。赔偿性违约金一旦给付，一般而言，债权人就不能再要求损害赔偿和继续履行，因为违约金替代了后两者。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分析原《经济合同法》第35条，该条允许违约金、损害赔偿和继续履行并用，因而，我们可以说这种违约金是惩罚性的。当时的学理以及立法受前苏联的影响很大，前苏联民法学理区分企业之间的合同，适用特别的立法；而自然人之间的合同，或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合同，适用民法典的规定。这个区分的用意是强调企业之间的合同是落实国家经济计划，是保障合同履行的，把违约金称为“卢布监督”。前苏联的立法很有意思，把违约金规定在债的担保方式中，最能体现这种功能的是惩罚性违约金，不履行就要给违约金，然后还要履行。我们的定金与惩罚性违约金有相似之处，我们当时受苏联的影响。现在《合同法》对于违约金的规定就不同了，不再强调实际履行是合同法的原则，而是由当事人自主约定。《合同法》第107条把违约责任的选择权交给了当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