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经济人”的不足，遏制了贫富的过度分化，并维护了人类社会的运转。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化、综合化、高技术化、极限化的特征[6]，严重危害到人类的整体生存。为此，人们颁布了各种旨在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法律，即生态法。而从更深的哲学层次而言，生态法的颁布是人类对传统的“人的形象”否定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类将以往的生存模式提升到哲学高度进行反思，意识到人不仅是社会的人，也是自然中的人。传统的“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将人从自然界中疏离出来，导致二者的尖锐对立；而要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必须超越“主客二分”的藩篱，建立起人与自然“一体化”的研究范式——可以说，这种对“人的形象”的不同想象是生态法的诞生的内在动力和本源。
　　
　　二、“生态人“之特征
　　
　　生态人就是反映在生态法上的“人的形象”。生态人是生态法的逻辑起点，生态法的具体规定往往就是“生态人”理念的深化和落实，生态人概念的厘清对探询生态法的理念和立法目的，以及具体的制度构建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与私法上的“经济人”和社会法上的“社会人”相比起来，生态人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生态人是“大我”的人，其克服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利益相关的整体。
　　
　　私法上的人是以自我为目的的“小我”的人，即“自私自利之人，老谋深算之人，机警灵活之人和自由思考之人”[7]，因而其只关心个人的私利，就象黑格尔所言，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在其中的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而将其他一切看成是虚无[8]。社会法上的人是以整个人类社会为目的的“中我”之人，正如涂尔干指出的那样，“尽管社会成员完成交换的时间非常短暂，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却远远超出了这段时间之外。他们在执行每一项职能的过程中，都必须依赖于他人，继而最终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关系系统”[9]——既然人与人相互关联并共处于社会共同体中，那么其必然要以社会为目的，维护社会整体的安全，并促进共同利益的发展。而生态法上的人是以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为目的的“大我”之人，因为随着环境时代的到来，人们发现人类社会社会并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存在，它是自然整体秩序的一部分，人只是大自然普通而平凡的一员，而非自然界的主人或中心——就象布洛克曼所言的：“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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