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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建立自上而下的开源机制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央政府从制度上规范了对农民的税赋，并且于2005年取消了农业税，在上级政府主导财政分配的模式下，作为最底层的乡镇政府财力严重不足，无法提供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公共服务。可是，为什么中央政府要规范对农民的税赋？因为，中国农民缺乏应有的政治权利和相应的民主政治机制，可以制衡地方政府的铺张浪费和“横征暴敛”。
建立自上而下的开源机制是解决农村人居环境保护理性的政策选择吗？农村的人居环境问题，是一个地方性问题。对于这一地方性问题的解决，中央及省级政府等高层政府往往是“无能的”：其一，高层政府的理性有限。对于农村人居环境的保护和改善问题，当地村民，作为自身利益的最为关切者，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自己的开支。同时，为解决该问题，中央等上层政府作出的“一刀切”规定，往往很难切合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当地村民的承受能力等客观现实。其二，中央政府的财力有限。尽管中央政府的财力近几年已有大幅度增长，但是，对于广大农村公共服务的资金需求来说，仍然“力不从心”。其三，高层政府中立有限。在没有民主政治制衡制度的情况下，省、市、县级政府等高层政府，更为关注一些与其自身利益关系密切的政绩工程，而对农民真正关心的事项可能漠不关心。而且，在自身需求尚难充分满足的情况下，要高尚地牺牲自身的利益而保障广大农民的利益，必须有高尚的道德作保障，然而，这种道德保障并不可靠。其四，即使通过高层政府的财政转移，乡镇政府获得了可用于农村公共服务的充足资金，但是，这些资金能否真正用于农民最为关心、最为迫切的农村公共服务领域，仍然没有机制保障。
既然为解决农村人居环境问题而建立自上而下的开源机制是不理性的，而自下而上的筹资机制是合理的，学者们为什么还为建立自上而下的开源机制大声疾呼？因为，在农村极端贫困、农民制衡地方政府的政治自由缺失等客观情况下，不理性的自上而下的开源机制已具有了相对合理性。
（四）农民实质自由匮缺与农村人口增长
农村人口快速增长、素质低、劳动力转移不力等农村人口问题是农村环境问题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显然，农村人口素质低，与农村经济贫困以及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密切相关；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力，又与素质低、“户籍制度”和有关城市职业保留立法因果相联。可见，这两个方面与农民经济条件和社会机会等实质自由的匮乏相关。但是，农村人口增长，与农民的实质自由拓展有怎样的关系？
关于人口增长率与实质自由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的自愿降低会导致总人口数量的下降；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自然的强制才可能降低人口数量，即人口增长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这不仅使死亡率急剧上升，而且将通过经济贫困而迫使人们缩小家庭规模。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孔多塞，后者的代表人物为马尔萨斯。但是，“世界历史并没有给马尔萨斯的观点带来多少支持，生育率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而大幅度下降。这已经在欧洲和北美发生，而且正在亚洲许多地方以及相当程度上在拉丁美洲出现。生育率在世界上状况最差的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保持在最高水平而且相对稳定，而这些国家还没有经历多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它们仍然处于贫困境地，并且在基本教育、医疗保健和寿命期望方面处于落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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