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在侦查阶段的众多利益冲突中，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冲突构成侦查阶段中的主要利益冲突。犯罪嫌疑人的宪法性权利及侦查机关的职权是利益冲突的力量所在，而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不同价值取向、立法缺失与立法冲突的存在、实践中的违法行使职权是导致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从应然角度而言，抛开因违法行使职权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外，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冲突，总体上是一种利益兼顾型冲突。这种冲突不以冲突中任何一方利益的殆尽为结果，而是以特定阶段双方利益的兼顾为常态。因此，就刑事侦查阶段而言，哪里有冲突，哪里就涉及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协调问题；而冲突双方力量上所存在的天然差别，又使得冲突越剧烈，则需要保障的权利就越重要。正是由于冲突的不断产生并得以协调，才促进了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利益冲突的存在及剧烈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权利保障状况。没有冲突或冲突不剧烈，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权利保障状况良好。如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机关可以决定除逮捕之外的强制措施；追诉机构可以单方面决定逮捕，不存在与利益无涉的中立裁决者；逮捕与未决羁押的合一；《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的如实回答义务等等。从规范层面上看，既然立法中有了明确的规定，任何与侦查机关的合法行为相冲突的行为，都是应当予以排除的行为。但这种规范上的利益绝对化，恰恰导致了诉讼价值层面上的冲突，并由此质疑法律规则的合价值性及合宪性。关于侦查阶段中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分析，仅仅是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合理设置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实现权利保障的前提和基础，而如何平衡刑事诉讼中的利益冲突，将成为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内容。
【作者简介】
尹茂国，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延边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赵震江：《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4页。
同前注，第10页。
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0页。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
参见谢晖：《论权力与权利界分及其对我国改革的意义》，《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同前注，第376页。
参见周伟中：《冲突论》，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Meinecke，Machiavellism，transl.D.Scott(NewHaven，1957)p.13.
同前注，第59页。
参见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同前注，第169页。
同前注，第169页。
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
96条虽然规定了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没有规定调查取证权和实质辩护权。
一般而言，法律对一种行为的禁止是因为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如我国刑法中关于侮辱、诽谤犯罪的规定，实际上就表明法律不允许以侵害他人权利的方式来行使言论自由。《
刑事诉讼法》第
93条的规定，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被追诉人保持沉默的权利，这也就是在表明这种沉默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但事实上，这种不作为不是因为侵害了某种合法权益，而是被视为是对国家实现某种利益的妨碍，因为查清犯罪事实、收集确实充分的证据被视为是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利益。但这种沉默行为严格来讲，是一种不配合行为，很难被界定为是一种社会危害行为，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只是设定了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提问的义务，却没有规定违反这一义务所应承担何种责任的一个原因。但实际上，这种情况造成了
宪法与
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