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确立沉默权
沉默权是最近五、六年来一个很热的问题，学界很热，但司法界很冷。学者大都认为只要确立沉默权，刑讯逼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现在看来不是。第一，确立沉默权以后，律师不在场谁来保护嫌疑人? 即便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变相长时间讯问，依然是个问题。考察西方的沉默权制度我们会发现，沉默权的本意是嫌疑人有权随时中止讯问，一旦沉默，就不能再讯问。这条在中国看来是做不到的。第二，沉默权在中国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冲突。有一句谚语非常重要:任何人都不应因为行使权利而遭受惩罚。如果因为行使权利而付出代价，那就不是权利了。沉默权的确立，跟这个深深地根植在中国本土司法传统的政策相冲突。实践中，中国本土的司法传统和西方的概念之间出现了深深的矛盾，结果把很多法律制度架空了，这就是引入中国的很多西方制度效果不佳的原因。第三，沉默权确立以后，一旦被侵犯，怎么救济? 现在很多人认为确立沉默权就可以解决刑讯逼供问题，我看没有那么乐观。
(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第一，把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得来的证据视为非法证据，也就是“毒树之果”原则。违反法律、违反宪法的侦查犹如毒树，而非法刑讯逼供、非法手段得来的证据就是“毒树之果”，对此应严格排除。西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刑诉法解释》第61条也有类似制度，但实践中实施不了。所以，现在要明确规定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要排除。
第二，涉及到刑讯逼供、非法侦查行为等问题时法院要审查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实际上，法院审查刑讯逼供问题等于构建一个独立的诉讼。我们都知道检察官指控被告人有罪，检察官是控方，被告人是辩方，审判的对象是被告人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这是一个实体审。如果被告人提出受到刑讯逼供，受到非法侦查的对待，要求排除非法证据，这个时候被告人就变成了程序上的原告，控告程序违法，要求排除非法证据;实施了非法侦查行为的警察、检察官就成了程序上的被告;诉讼标的和客体变成了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于是就等于在现有的诉讼中构建了一个新的诉讼，我们称为程序诉讼。
第三，排除过程中必须构建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要明确由谁来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在取证方面非常困难，要求被告人承担对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很不公平，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定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都认为应该谁主张谁承担举证责任。但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被告人只要能证明自己可能受到刑讯逼供，就满足了这个证明标准，然后应由检察官来举证，否定不了就是刑讯逼供。两种观点尖锐对立。2001年《俄罗斯刑法典》规定，只要被告人提出证据是非法得来的而检察官不能证明证据的合法性，就推定为证据是非法得来的。德国法律规定只要是有刑讯逼供迹象，控方就需要拿出证据证明没有刑讯逼供，检察官要主动调查刑讯逼供。德国法律强调，即使被告人不主动提醒，法官发现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也要依职权主义主动调查。可见各国对此都很重视，而我们国家现在法律没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很多人主张，应确立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
(四)两点反思
第一，酷刑定义问题。解决刑讯逼供最大的困难是酷刑的定义。中国的酷刑定义跟国际不接轨。1984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反酷刑国际公约》，该公约认定酷刑标准是:任何让人的肉体产生疼痛或者人的精神产生痛苦的非法手段，都叫酷刑。根据这一定义，目前有两种情况在联合国公约里已经规定为酷刑，但在中国却依然不认为是酷刑:长时间不让睡眠;剥夺人正常的生理需要，让人产生痛苦。
第二，体制问题。刑讯逼供的解决，受制于中国公检法的关系，跟体制有关。要想解决刑讯逼供，必须给法院独立的裁判权，可以对公安机关、检察院的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保证法院有足够的权威能够宣告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也能宣告非法侦查行为的无效，这样才能解决刑讯逼供问题。
六、辩诉交易、刑事和解问题
(一)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英美法尤其是美国创造和发展的一个制度。什么叫辩诉交易? 就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就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达成的协议。美国的刑事诉讼是同民事诉讼原理一致的，遵守处分原则。我们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国家追诉，通常而言，被告人有口供、有其他证据就能定案，这些都是大陆法系的原则。英美法系是只要被告人自愿认罪，法院就不需要审判了，直接量刑。所以被告人对自己的案件结局拥有处分权，这一点有点象民事诉讼中的自认。自认可以终结程序，具有终结效力。以美国为例，案件侦查完毕起诉到法院，法官首先要看被告人作有罪答辩还是无罪答辩。作有罪答辩的，裁决被告人犯罪成立，一星期之后进行量刑听证会;作无罪答辩的，无条件地进行审判，两个礼拜后遴选陪审团。辩诉交易的前提是让法官尊重双方的协议，以双方交易确定的定罪、量刑的标准来处罚。这是美国的商品经济对司法程序影响的体现，也体现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背后的合作。当对抗到极点，在双方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就可能妥协，按照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和自认制度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