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隐私权保护”与“网络实名制”之关系分析

　　“隐私权保护”是“网络实名制”所涉且人们密切关注的另一宪法性问题。对此，有人做过一项调查，其支持率如下：“保护隐私权的占70%；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占10%；网络管理者实行网络实名制，普通网民不实行的占10%；视情况而定的占10%”。[2]

　　无论是单独的“网络实名制”，亦或“隐私权保护”与“网络实名制”的优先选择，“网络实名制”永远处于“低谷”，是“不甚受欢迎”的。的确，“网络实名制”将人们“虚拟”的“无限自由”局限于“有限空间”之内，人们做此反应无可厚非，但就此认定“网络实名制”有碍“隐私权保护”未免过于武断。笔者认为，“网络实名制”不但不妨碍“隐私权保护”，且有助于“隐私权保护”：一方面有关网民隐私权保护问题，“网络实名制”具体操作上实行“前台匿名，后台实名”，网民在前台的任何言论及行为对非网络管理者而言均具“虚拟性”，其隐私权保护并未遭受破坏，此外，有关网民对网络管理者行为的担忧，对此，其存在认识误区：将网络管理者视为窥窃他人隐私的职业“杀手”，在此，笔者要为其“正名”：网络管理者犹如“电子警察”，是人们权利的“守护者”，而非“入侵者”；另一方面有关他人隐私权保护问题，对此，“艳照门”与“韩国女星崔真实之死”两事件最具说服力，无论两者“爆料”事实真实与否，均涉及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网络实名制”应运而生，对他人隐私权保护无疑是一种福音、一种助推力。

　　2、有关“网络实名制”与“行政权信任危机”之关系辨析

　　“网络实名制”一刚浮出水面，即遭到社会各界的“拼死抵制”，虽有支持的声音，但却微乎其微，被汪洋般的反对声深深掩埋。其中，所涉行政法上的相关问题，其最强烈地反应在对“政府权力”，即“行政权”的信任上。

　　作为行政法上的核心概念，“行政权”即执行、管理权，主要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国家法律、管理国家内政外交事务的权力。作为国家公权力之重要组成部分，其是人们最经常、最直接接触到的国家权力，诸如警察、政府、审批、办证、纳税、罚款、申领救济金、抚恤金等一些与行政权有关的概念。[3] 正因如此，在“网络实名制”问题上，人们对“行政权滥用”的担忧也就不足为怪了。“网络实名制”实质上就是将网民的基本信息交与受政府控制的“网络管理者”，进而使得自己在网上的任何言行处于一个无形的“网络警察”的监控之下，一旦有什么“不轨”行为，“行政权”便可轻而易举的“顺藤摸瓜”，直捣其“巢穴”。但人们对“网络实名制”的恐惧并非在于此，乃为“行政权”的滥用。初始，笔者亦有同感，但仔细酌量之后，笔者转而赞同“网络实名制”，源于以下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