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令人不快”并不是言论自由的边界

　　无论如何，这三幅广告确实造成了社会公众的不快。这从德国广告经济协会总会所收到的数量巨大的抗议、以及多个社会团体发表的反对意见即可看出。德国反不正当竞争协会总部提出，这三幅广告利用被展示出来的悲惨，强迫诱发观众的注意力，以打响公司名称的知名度。“童工工作”这幅广告伤害了人性尊严，特别是那些成为图片中小孩的人格权。德国工商业法律保护与著作权协会表示，班尼顿广告终究是以假造竞争的方式，挑起与企业的绩效完全无关的激情，该广告的受众和消费者，应拥有自主决定的选择权，而且在考虑服饰选择这种轻松问题时，不应该受到这种世界丑恶的干扰。德国工业与商业公会认为，“艾滋病阳性反应”广告抵触艾滋病患者的人性尊严，该广告利用受艾滋病感染者的悲惨情状，用作促进商业利益的单纯运载工具。这样的广告把艾滋病人贬抑为商业行为的客体，而非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加以公平对待。即使班尼顿公司或《星》杂志宣称，该广告在某些受感染者与艾滋病患间，能够获得正面的回响，也无法改变此广告对于大部分艾滋病人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感情侵犯。德国广告经济协会总会也提出，即使在广告中，亦应顾虑其他人的利益与感觉，不应该利用人类的悲惨与痛苦来达到商业目的。企业即使原本对于政治与社会事件发表见解的权利，也将因为被滥用作为追求企业经济目的的手段，而导致其发表见解权利受限的结果。消费者团体联合工作会认为，任何人在散播与企业绩效没有任何关联的广告时，应适用更严格的公序良俗标准。当广告的目的仅在于促使消费者注意或接受企业的操控时，则露骨的、不道德的陈述与表达方式，即应受到禁止。[7]

　　对于如此广泛范围的抗议，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解释是：对良好品味的伤害，或者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制作广告，不属不当竞争法第1条所指之违背善良风俗。联邦宪法法院更是从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角度出发，认为不能仅因媒体编辑以外的受众，对该广告的不愉快反应，而对于一项宪法保护的基本自由进行限制。德国法律并不能保护市民的感情，不因世界和社会苦难事件而受到冲击。[8]德国《基本法》第5条对于言论自由和发表自由作了以下保护：“一、人人有以语言、文字及图画自由表示及传布其意见之权利，并有自一般公开之来源接受知识而不受阻碍之权利。出版自由及广播与电影之报导自由应保障之。检查制度不得设置。二、此等权利，得依一般法律之规定、保护少年之法规及因个人名誉之权利，加以限制。三、艺术与科学、研究与讲学均属自由，讲学自由不得免除对宪法之忠诚。”因此，即使是令人不快的公开言论，也只有在能够证明其具有重大价值或者利益的情况下，才可以加以禁止。而且，公权力在对于言论进行禁止时，还需要考虑到禁令可能对相似言论的影响，即所谓的“寒蝉作用”（Einschüchterungseffekte）：原本只是试图阻止对公众有一定程度侵犯的言论，结果导致只要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轻微有所冒犯，言论人就不敢公开发表，从而导致言论自由受到不当的限制。因而，公权力需要允许令人不快的言论，甚至，在判断言论自由的边界时，还需要适当地让步，将原本认为适当的边界向后撤一些，以避免潜在的寒蝉作用造成对于言论自由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