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量刑裁量程序的多方干预。由于量刑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因此量刑的裁量往往由行政机关给出建议，或作出严惩的批示，指示司法机关判处何种程度的刑罚。例如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件中，与主管部门的意见沟通即涉及到罪与刑的裁量问题。

　　可见，量刑应依据固定化的、可预知的立法条文与原则进行的相对稳定的裁量过程，量刑理念政策化只是立法不足时的权宜之计，由于政策是短期的、多变的，导致量刑理念不断变化，不仅无法发挥刑罚的威慑效应，也无法得到民众持久的认同，缺乏规范的量刑理念会使量刑工作陷入无序的状态。

　　（二）量刑理念的政治化

　　五四宪法颁布前后，由于刑事立法的薄弱和不足，刑事审判仍然遵循政治决策的量刑原则。尤其是在三反五反运动和十年文革期间，量刑原则完全沦为一小部分人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砸烂公检法，强调帮派系别，鼓励相互揭发反革命行为，并将血统关系视为量刑的重要依据，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

　　首先，量刑只需满足运动斗争的政治需要。此时，国家的政治与政策已经让位于过度激烈的斗争与运动，量刑不再坚持以客观的犯罪事实为依据，而是对行为的主观评价为标准。镇反运动最初是为了捕杀地方恶霸，及惩处历史上曾经危害共产党人的分子为重点，间接取缔社会黑恶势力，但是随着运动的扩大化，反革命罪的量刑标准远远超过了现行反革命的要素，即使历史上有点所谓的“劣迹”也被滥捕滥杀。[xi]

　　其次，量刑更关注认罪的态度与揭发的效果。如果有反革命的嫌疑而被捕，则考察其认罪的态度是否老实，是否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反革命行为，对检举立功者给予减轻处罚甚至受奖的待遇。因此量刑的轻重基本上偏离了客观的行为危害性评价，而将重心转移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评价与立功表现上，从而陷入了量刑主观化的错误境地。

　　再次，量刑程序的随意性。镇压反革命运动实施初期，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原来的设想和计划，甚至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当时公检法没有足够的人力审理，导致多数案件都是仅凭人证，缺乏足够证据的前提下进行量刑，执行量刑的军管会也缺乏程序的监督与规制，使量刑程序随意性大大增强。

　　（三）量刑理念的法定化

　　随着1979年刑法的颁布，确立了量刑必须以法律为依据的原则，这也使量刑理念首次走入法定化进程，进而1997年刑法更明确地提出罪刑法定原则，使得量刑工作具有更充实的理论与法律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