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没有承诺开放教育服务的跨境提供模式，意味着我国不必承担向外国教育服务提供者开放跨境远程教育和网络教育的国际义务，为我国制定和修改远程教育和网络教育方面的立法留有余地。但是，这幷不完全能够排除外国教育服务提供者以跨境提供的方式进入国内的教育服务市场，尤其是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服务。这是因为，一方面，英、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实行教育服务出口战略，一些国外高校为扩大影响，增加收入，必然设法拓展海外教育市场，加上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可以让教育提供者和学生不需要跨境流动就可以提供和接受教育服务。另一方面，尽管我国高校不断扩招，高校入学率节节攀升，但民间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依然强劲，国内可以提供的入学机会难以满足需求，而跨境提供的模式可以为国内的教育服务消费者提供一个高效率、低费用的高等教育机会。因此，我国虽然还没有大规模的外国远程教育服务提供者进入市场，但这种教育服务模式的快速发展应促使我国建立相应的教育法律体系。

　　四、 我国应对教育服务跨境提供的策略

　　尽管世界各国和部分国际组织对教育服务贸易的内涵存在较大分歧，[12] 各WTO成员对待开放教育服务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各国开放教育服务的力度也不尽相同，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跨国教育服务正蓬勃发展，美国、英国等老牌教育服务出口强国正设法扩大跨国提供教育服务市场的份额，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代表的新兴教育服务出口国正把出口教育服务作为发展经济和扩大服务贸易市场份额的重要战略渠道，教育服务跨境提供已成为重要的教育服务出口模式。我国目前发展滞后的教育法制和低效的教育行政体制已成为教育服务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瓶颈，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才能保证我国的教育服务业在开放的环境里健康发展。

　　首先，保持积极、渐进的教育服务开放政策。教育服务的复杂特性和各国贸易利益的冲突使教育服务成为承诺开放最少的服务部门。我国已经做出了较高程度的开放承诺，相对于现有的教育发展水平已属不易。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国应维持现有的开放政策，同时积极参与教育服务贸易谈判，维护本国的教育服务贸易利益。

　　其次，加快完善教育服务跨境提供方面的相关立法。（1）修订《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明确促进教育服务开放、维护教育主权和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原则。（2）制定全国性教育法律。尽快制定《成人教育法》和《学生法》，加强对学生权益的保护。（3）尽快制定《教育服务贸易条例》和《远程教育条例》。前者作为统一规范和管理教育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应规定开放教育服务、鼓励教育服务出口、维护教育主权、保护和发扬民族传统和文化、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等原则、教育服务的四种提供模式、规则、程序和法律救济等条款。后者是调整远程教育服务的专门法规，应规定远程教育服务的定义、适用范围、提供远程教育机构的资格和条件、运作、远程教育的质量监督、涉外远程教育机构的特别规定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