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办法》的规制对象被严格表述为“重大行政决策”而非“行政决策”，一方面体现出一种轻重有别、循序渐进的立法思路，另一方面也对立法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何谓“重大”？《办法》第2条：“本办法所称重大行政决策听证，是指政府在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中，对涉及面广、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在作出决策前，通过特定程序，公开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或者建议，以保障决策科学、民主、透明的政务活动。”立法目的明确，表述完整。但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困扰是，这里的“重大”依然含义模糊，现实中的可操作性有限，一旦发生争议，谁对“重大”拥有解释权？这种解释会不会成为政府逃避听证的借口？尚待实践的检验。
第三，对于传统的听证程序，《办法》予以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如对相关期限的规定，基本上可以杜绝以往听证代表们所反映的听证准备时间仓促、对听证材料理解不足的情况。又如，《办法》对听证笔录的记载事项、效力也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制。虽然并未直接承认学界一直呼声甚高的“案卷排他原则”，但相信这类听证笔录在实践过程中定能发挥更大的约束、规范效果。
当然，《办法》还存在诸多不足。从听证制度的基本原理来看，有许多地方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笔者也不打算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剖析，仅就认为重要或典型的方面做一简单列举。
第一，《办法》本身的一些表述尚不够严谨，有待商榷。如第7条“听证会参加人员”的规定，第一类便是“听证人”。《办法》将其解释为“是指受听证机关指派，主持听证，确保听证程序合法完成的工作人员，一般为3至5名”。第8条紧接着又对“听证主持人”做了详细的表述，“听证人中设听证主持人一名，由听证机关指定。”也就是说，3-5名听证人中有一位是听证主持人。那么其余2-4位停听证人的职责何在呢？《办法》中却再未提及。这倒真让人丈二和尚莫大着头脑了。
第二，对于《办法》所规制的必须进行听证的重大事项，范围仍有模糊。《办法》第2条规定了“重大行政决策”的定义，第4条有列举了八种必须举行听证的“重大行政决策”种类（实际上是七种，最后一项是传统的“兜底条款”）。于是问题来了，倘若某听证事项并不属于其中被列举的“重大行政决策”，那么由何种主体、以何种标准、通过何种程序来确定其是否应当进行听证？进一步来说，倘若公民对这种确定心存异议，又应以何种途径表达并寻求纠正机制？这无疑是《办法》留给我们的又一大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