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原则是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法律原则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它能引导整个法律体制向前发展。因此风险预防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
环境保护法》中明确提出，对整个环境法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倾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风险预防的本质是很显然的，对环境保护的优先考虑也是符合环境保护立法的要求。
风险预防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它对《
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内容也必然产生导向作用，即将风险预防作为一种理念渗透到基本内容中去，使得基本内容与基本原则相呼应，相协调。只有这样风险预防原则在实践过程中才能得到完全的体现。首先，改变以往重污染防治轻自然资源保护的观念。环境破坏与环境污染是环境立法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污染防治与保护自然环境一样是同等重要的问题。风险预防原则要求“不会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往重污染防治，轻环境保护的观念，对自然资源从立法上加强保护。其次，严格环境法律责任。环境法律责任是环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保护最强有力的手段，完善环境法律责任是环境法得以有效实施、遏制环境问题恶化的重要保证。风险预防原则不要求以损害结果的出现为必备要件，而是如果出现威胁环境的风险时，便应该由实害主体承担一定形式的责任，而不必等到损害结果的出现。
三 应对：风险规制体系的搭建
一个理想的风险规制体系应至少具备以下要素[23]：
第一，风险规制体系的事权划分应比较明晰，风险规制机构在行政体系应当有较高的权威和行政级别，与其他规制机构较强的协调和沟通能力。在我国目前风险规制政策政出多门，因此难免有叠床架屋之虞。例如尽管2003年在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试图承担起食品安全监管的“抓手”的角色，但是一个副部级单位很难承担起对分属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协调任务。因此应当进一步强化风险规制机构的权威，明确事权划分，将规制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常规化制度化。
第二，风险规制机构要有能力去确定风险规制项目的优先次序，能够决定如何更好的去配置资源来削减风险总量。目前我国风险规制往往缺少理性的安排，要么是随机式的“风吹哪页读哪页”，或者是被动式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例如是SARS危机催生了我们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关切，是松花江污染才使得我们对水质污染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是三鹿奶粉事件又一次敲响了食品安全规制的警钟。一个有能力的风险监管体系，应当对不同风险的经济社会后果做出理性的评估，让有限的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能实现最优化的配置。
第三，风险规制机构要有完备的信息、资金、人员与技术层面上的保障。信息披露在风险规制中有着重要意义，但首先的问题就是，风险规制机构能否搜集到全面完整的信息，并加以分析处理。为此要大力加强我国风险信息网络的建设，以促进相关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公布及利用。同时还应加强财政投入，在未来建立风险防范基金，将社会保险、国家的资金给付职能与风险管理结合起来统筹考虑。
四 应对：风险规制过程中的形式选择
传统行政法学的体系建构是围绕行政处理这个兼具
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实体法三重功能的精致概念展开的，但在风险规制过程中，是为了实现防范或减轻风险，保护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的规制目标，而综合搭配运用了各种崭新的规制形式。
（一）命令控制型规制形式
1、信息披露与风险情报交流。在缺少政府规制的情况下，代理方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可能带给作为委托方的消费者更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规制中，政府会强制企业披露关于价格、品性、组分、数量或质量的信息，对虚假或误导的信息予以惩戒。信息披露增加了规制的灵活性，促进了被规制者对规制过程的参与，减轻了政府提供信息的压力，以及消费者对政府的依赖。在我国，对产品质量信息披露的要求主要集中于针对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经验商品”的标签和说明书制度，从而维持公平竞争，防止对消费者可能的误导。同时政府需对掌握的风险情报予以及时披露。
2、标准。信息披露是一种较低程度的政府规制形式，它建立在消费者面对信息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它并不能解决风险规制中的所有问题，事实上，风险领域的信息是那样的纷繁复杂，且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而标准作为一种相对干预程度更高的规制形式，在风险规制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
7条的规定，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2002年2月24日印发了《
关于加强强制性标准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对强制性标准或强制条文内容的范围，起草、审查和批准程序都作了规定。目前我国更多的标准还集中于工业生产领域，劳动、安全、卫生和环保等风险规制领域的标准在整个标准体系中所占的比率，以及标准的指标设计和水平选取方面，都还与法治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优化和完善我国风险规制标准体系，将成为我国未来的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