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大程序模式优劣得失之评估
总体上，英美对抗式诉讼的一项基本假设在于，有关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应当建立在与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基础之上。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模式为这一点的实现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被告人已经选择无罪答辩，法院将组织陪审团就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进行裁判。而在这种定罪裁决中，所有与量刑有关的证据和事实将被禁止提出，法庭只能围绕着控方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这一点而展开。尤其是那些涉及被告人先前犯罪前科和记录的证据，都被认为不具有相关性，从而被排除于法庭之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陪审员对被告人产生不利的预断和偏见。不仅如此，由于法庭在定罪阶段不讨论“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专注于检察官指控的罪名是否成立的问题，被告人可以从容不迫地行使各项诉讼权利，无论是保持沉默还是充当辩方证人，都可以具有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自愿性；辩护律师也可以暂时不理会法官的量刑轻重问题，而充分地提出旨在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对控方证人展开交叉询问，以检验这些证人是否具备诚实的品格，攻击这些证人所作证言的可信性。很显然，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分离模式下，定罪裁判阶段可以适用最为严格的证据规则，被告人陈述的自愿性有望得到最充分的保证，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可以得到较为充分的展开，事实裁判者也可以倾听到控辩双方对指控罪名是否成立的完整辩论。一言以蔽之，只有在定罪裁判阶段，无罪推定的原则才有得到彻底贯彻的可能，那种国家与被告人进行平等、理性对抗的理念，也才具有诉讼程序上的保障。
另一方面，在量刑听证阶段，法庭可以围绕着犯罪人的量刑问题展开较为充分的调查，以便获取犯罪人人格、成长经历、社会环境、犯罪原因以及给被害人所造成后果的全面信息，这既有利于控辩双方充分参与量刑的决策过程，确保利害关系人有效地影响法官的量刑结论，维护程序的正义，又可以有效约束法官在量刑方面的自由裁量权，确保量刑裁判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英美模式是完美无缺的。通常情况下，一种制度的优势有时从另一角度来看恰恰构成了它的劣势。定罪与量刑的分离，势必造成同一个案件要经历两次司法裁判过程，控辩双方也要前后两次出席法庭审理，参与法庭证据调查和辩论。这不仅会给法院带来不同程度的办案压力，导致诉讼成本投入的增加，影响诉讼的效率，而且还使控辩双方承受更大的讼累，投入更多的旨在应付诉讼活动的精力和财力。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还会带来诉讼结案期间的冗长拖沓，被告人长时间地接受定罪和量刑方面的裁判，也可能长时间地受到不适当的未决羁押。
相对而言，大陆法国家所实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英美模式的缺陷。因为在这一模式下，定罪与量刑要由同一审判组织经由同一审判程序来形成裁判结论。法庭经过一次连续的审理过程，既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又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加以裁决。由于不实行英美法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职业法官与陪审员拥有完全相同的审判权，大陆法国家的刑事审判制度中不存在较为严格的证据规则，那些旨在限制证据之相关性、合法性的规则也相对简单得多。再加上法官在开庭前要全面查阅案卷材料，法庭上又可依据职权决定证据调查的范围、顺序和方式，因此整个法庭审理过程既显得十分流畅，又避免了冗长拖沓。在法庭审理结束后，法庭在所有裁判者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依次对罪责问题和量刑问题进行投票，产生裁判结论。这种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无疑是富有效率的。不仅如此，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在定罪与量刑裁决形成之后，还会就其裁判结论充分地阐述理由，并在裁判文书中对这些理由作出较为详细的记载。这种详细阐明裁判理由的做法，无疑对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构成一种有效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