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禁止滥用权利”原则与“民事权利保护”原则之存废
关于“禁止滥用权利”原则的存废，理论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民法对于权利行使的限制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来进行的，即权利滥用为权利行使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后果，故在规定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况下，不必重复规定；另一种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各有其适用范围，有人认为前者适用于债权法领域，后者适用于物权法领域；有人认为前者适用于契约当事人之间、夫妻之间及父母子女之间等特别权利义务关系，后者适用于上述特别关系以外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主张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的特别关系扩张至社会接触关系。就学说发展趋势而言，最初是前者占据支配地位， 但后来后者却逐渐占据上风[3]。
“禁止权利滥用”的思想，肇始于罗马法，系法律对于民事权利之行时超出正当范围的一种限制。在此自由和权利与彼自由与权利之间，往往存在冲突，某人对其所有权的行使，可能会妨害他人所有权的行使（如相邻关系中的利益冲突） ，由此，法律必须界定权利与权力在范围上的临界点。而近代民法之“所有权绝对”的观念，则与现代社会之整体利益的维护（尤其是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领域） ，常有可能发生矛盾。为此，禁止权利滥用的规则，就不是对个别权利的限制性规则，而是对一切民事权利行使之限制的一般条款，反映了人类生存及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之根本利益高于个人自由的现代民法思想，在民法的基本价值体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继《德国民法典》规定“权利人不能仅仅以损害他人为目的行使权利”（第226条）之后，包括瑞士、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均对禁止滥用权利作出了一般性规定（《瑞士民法典》第2条第2款：“显系滥用权利时，不受法律保护。”《日本民法典》第1条第3项：“权利不许滥用。”《韩国民法典》第2条第2款：“权利不得滥用”。）诚然，在适用范围上，诚实信用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存在某些交叉重叠，甚至不妨将禁止权利滥用视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权利行使领域的具体表现，但鉴于二者规制的侧重点不同，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更大的模糊性，禁止权利滥用则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且将禁止滥用权利作为民法之一般条款予以宣示，更为符合现代法的精神。为此，将禁止滥用权利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并予以立法表达，利大于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