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法治社会中，司法裁判主导着人们行为的是非标准，普适宪法享有最高的法权威，国际法在任何范围内，包括主权国家之内都可以得到普遍的尊重和切实的实行；

　　（2）在法治社会中，整个社会是一个普遍平等化的公民社会，人民大众创造社会和谐的历史，主权国家创造世界和平的历史；

　　（3）在法治社会中，私权与公权之间完全平等，关系对等，它即可以纠正人治社会的二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可以实现国家权力组织之间的密切配合，而且，公民之间还可以团结互助，使人权普遍的最充分的得以现实化；

　　（4）在法治社会中，一个国家对内实行压迫、剥削的程度可以极大降低，对外进行侵略、掠夺行为可以得到很高程度的制衡；

　　（5）在法治社会中，实行理性法律人执法的模式，执法者可以直接主导社会发展的总方向；

　　（6）在法治社会中，人的真实自由应该是合法的自由，任何人（广义）都没有不法的自由权。

　　（二）与法治社会制度适应的政体

　　在政治社会的分权制国家（社会）体制中，法制就是建立在对掌权者的恶的假设成立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对国家组织以及掌权者的不信任是实行法制的基本前提，它只相信法律理性的相对权威，不相信任何组织和个体拥有的权力意志的绝对权威。在这里，有效的法制必然要求公共权力分立，相互制衡、监督，公共权力体系中无绝对的权力，它只追求法律本身的权威。然而，四维法治观认为，法制国家的法律权威也具有相对性，法律也不是绝对的权威，只有不变的人权宪法，才具有相对绝对的神圣性。它不是否定法本身，而是要解决怎样更好的发挥法的作用，这就是公民民主的法治价值问题。所以，法制国家应演变为法治社会。

　　同理，在政治社会的集权制国家（社会）体制中，那种打着为人民谋利益旗号，实际上却只相信政治强权的政客，依据的只不过是一种暴力支撑之下的强盗哲学，即多数人的力量大于少数人的力量这一原始经验，属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中国古代家天下的反理性哲学，这完全不是法治的精神体现。一般来说，在集权制国家（社会）体制中，实行人民民主应该是统治阶层内部的要求，实行阶层合作则是普遍民主的必然发展趋势。但局部的民意不代表真理，人民民主于实质上只是保护多数人权利的必要机制，而不是发现真理的方式，也不代表真理，我们同样不能把人民民主神圣化、绝对化。所以，集权制国家也必须发展为法治社会。

　　由此我们看出，政治社会制度本身具有不法性，无论其政体如何都会破坏权利-权力关系的整体平衡；同理，无论政治社会的国制怎样，即不管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的国制都不能彻底实现权利-权力整体的法治化目标，所以我们说只有法治社会才是真正合法的社会制度，也只有法治社会之下才能全面、完整、有效地推行宪政。

　　（三）与法治社会制度适应的国制

　　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国家组织和社会公民（广义，含一切法人组织）的关系可以得以正常化、现实化、合法化，也就是说，在这里任何国家的公共权力组织都丧失了当然的优越性和特权性，由此可以恢复国家服务社会的真正职能，使国家成为既不是统治者的专政机器，也不是绝对理想化的永恒合法组织；社会公民作为这个社会的合法成员，需要尊重社会公德，而且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权利自由；公民人权既丧失了绝对的天赋合法性，也不是简单的国家法律下的公民自由。这样，国家（社会）公共权力与社会公民权利之间形成一种合法的、稳定的、科学的理性关系，这就是法治社会追求的、基本的常态社会关系。我们认为，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能够形成法治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具体来说，它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