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德国刑法学界，这种主张尽管受到一些责难，仍然占据着通说的地位。
刑法上有效的同意，必须是任意而且是真挚的，不能因为错误而取得。因为错误而得到的同意，即使仅仅是被害人做出同意的动机受到欺诈而陷入错误，同意也是无效的。阿梅隆指出，同意必须远离错误。进一步来说，如果同意人基于对现实的错误想象而作出的同意，那么这里就缺乏一个有效的同意。动机错误也会导致同意的合法化功能丧失。如果一个人同意做肾脏捐献，是因为他错误地认为，他的妻子得了尿毒症，必须通过肾脏移植才能康复，但事实上他的妻子根本就没有肾病，或者虽然没有肾病，但是不必通过移植手术来治疗，那么这个同意就是无效的。
在鲍曼（Baumman）看来，如果法益持有者的同意与他真实的个人意愿是不一致的，那么同意就是无效的。一个心情烦闷的地产主人对他的园丁说，应该把树都砍掉，但实际上他想要表达的指令是把草都割掉，那么砍树的行为就不能被同意所正当化。
由此可见，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想要表明：仅仅同意本身不能单独地使行为正当化，行为必须要和同意人实际所期望的目标相一致。进一步来说，如果同意人基于对现实的错误想象而作出的同意，那么这里就缺乏一个有效的同意。至于说这个错误是由行为人造成的，还是由恶意欺骗的第三方造成的，或者由其他什么原因导致，都在所不问，对于同意的无效性没有影响。概况地说，对于每一个错误而言，只要它与同意之间有因果关系，它都会导致同意无效进而也拒绝行为被合法化。
在日本刑法学界，传统的主流观点基本上采取的也是这种“全面无效说”，
木村龟二认为，基于错误的同意，可分两种情形。第一，是同意者自身的错误，第二，是由于行为人的欺诈。这两种情形因为同意人之真意与行为人真意不一致，故不得成立成立有效的同意。西原春夫认为，被害人同意必须具有任意性与真挚性，否则无效。凡是心中保留、无知、行为人之欺诈而发生错误、强制和玩笑等，都不是有效的同意，不阻却违法。
台湾地区的刑法学界，传统上一直受到日本刑法学的影响，所以对此问题也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基本上追随了日本刑法学界的传统立场。被害人同意如果是因为欺诈而取得者，不具有阻却违法的效力。
从实务界的判例看，日本刑法学界见解基本上也采“全面无效说”。例如：甲乙丙三人打算杀害丁并夺取店内的物品，但是丁以为三人是上门光顾的顾客，于是打开大门让其进入。对此，法院认为，“被害人允许乔装成顾客的行为人进入，行为人是基于强盗杀人的目的而获得进入店内之同意，不能认为是同意。”（最高裁昭和23.5.20）因此甲乙丙三人成立侵入住宅罪。又如：基于强盗的目的拜访被害人，被害人允许其进入之情形，法院认为，“形式上有被害人的同意，但是实际上应无同意。”（最大判昭和24.7.22）此外，被告甲慌称被害人乙女的母亲因病住院，要带她去医院，两人坐上出租车后被告要求司机开快车，之后乙女发现被骗，于是趁司机减速时逃出车外。法院认为，“从上车开始一直到乙女逃出为止，被告甲成立拘禁罪。”（最高裁昭和33.3.1）另外，若是基于强奸的目的而把被害人骗上车的情况，即使被害人没有被拘禁的意识，也应成立拘禁罪，换言之，被害人对于自己法益被侵害的同意是无效的同意。（广岛高判昭和51.9.21）在有关被害人误信被告会追随而死，因而以毒药自杀的案件中，日本实务也采取相同的看法：“因为被告的欺惘，被害人预期被告将会追随而死，因而决意死亡，很明显的，该决意并非出于真意而有重大瑕疵。不论被告是否具有追随而死之意，该期惘使被害人误信而自杀，被告之所为应成立普通杀人罪。”（最判昭和33.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