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原则是现代法治之基本原则，平等精神也是法治精神之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上观察，可以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均不能享有超越法律或者凌驾于法律之上之特权，然于微观上观察，法治平等原则之表现形式相当具体。其中，在权利主体之享有方面，法治亦要求必须贯彻平等原则。例如，不同性别主体之间，在法治尚未实现之时，或者人治盛行之时，女性权利范围远远小于男性。在父权和夫权发达之时，不必说女性之权利范围大小，单从权利主体角度观察，女性甚至于诸多情形之下根本不具备主体地位，而只是处于客体地位。伴随法治逐步发育和发达，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之倡导和呐喊，主体意识之逐步强化，促进权利主体范围之扩张。除妇女权利之变革之外，诸如奴隶之权利、农民之权利以及处于被统治地位其他弱势群体之权利主体地位，亦逐步得到法律之认可。
另一方面，私权主体范围逐步扩大之一个不可否认表现，即为对胎儿利益和死者利益延伸保护之认可。在法治尚未发育和发达时期，妇女权益保障已经极端糟糕，胎儿利益保障更为天方夜谭。然在法治发展过程中，胎儿利益不仅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之关注，而且于司法实践中还出现关于保护胎儿权益之判例，一些国家甚至直接将胎儿权利写入法律。显然，此即法治发展过程中一项私权扩张成果。承认胎儿权利并对其加以明确保护，应该成为现代法治发展之必然趋势。同时，死者利益保护亦于法治推进过程中受到广泛关注。立法直接赋予利益相关者之诉权，司法亦逐步产生关于死者权益保护之判决。以中国为例，在胎儿利益方面，相关法律如
继承法即明确规定胎儿必留份制度，照顾胎儿利益；在死者利益方面，相关司法解释即明确规定死者利益受到侵害时之救济方式和程序。应该断言论，此亦即中国法治发展对私权扩张影响之重要体现。
二、自由精神之承认和权利意识之觉醒，使私权之客体范围逐步拓展
自由原则为代法治之基本原则，自由精神亦为法治精神之重要结构分支，此一重要法治原则和精神在私法上之体现即为意思自治或私法自治。据梁慧星先生之观点，意思自治或私法自治为民法之基本原理（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此一原理贯彻于民法发展之始终，从私权角度分析，意思自治在权利设置、主张、行使和实现之各个环节均有体现，且于约定未违反法律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时，其效力优于法定。于是，在权利领域，约定优于法定成为权利运作之基本规则之一。尽管物权领域盛行物权法定原则，但此原则之涵义亦仅仅局限于物权之名称、种类、设定等环节应根据法律之规定而不能由当事人任意约定，然对于是否获得物权、变动物权、物权之具体内容以及何时、与何人发生上述行为，则完全由权利主体据意思自治加以决定，他人不得非法干涉。在债权领域，意思自治之体现最为充分，尤其是现代契约法强调契约自由原则，合同权利之设置几乎完全借助于有效约定，即仰仗意思自治决定合同权利之各种样态。对此，法律将违约责任内容约定之权限亦慷慨让与合同当事人，其对违约责任之约定，法律一般不加干涉，并且裁判机构于裁判合同纠纷时，亦应尊重当事人之间基于意思自治而有效约定之违约责任。
现代法治自由原则之承认对权利意识之觉醒有促进作用，“为权利而斗争”之信条逐步成为人们维护权益之强大动力，意思自治原则指导下之权利运作亦在有序发展。但与此同时，人们亦似乎不得不承认，权利客体亦伴随社会发展进步和社会关系之逐步复杂化而渐趋扩大。这种趋势无疑使私权之发育和发达程度加速，反过来亦促进法治进步。例如，现代城市居住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高楼大厦林立，于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即产生，围绕此权利，又延伸出通说承认之专有权、共有权和成员权三大权利；再如，相邻关系内容也逐步丰富起来，直接影响相邻权客体之增加，眺望权、采光权等权利之确认即是证明；又如，伴随科技发展之日新月异，知识产权客体亦正逐步扩张，像计算机软件之著作权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知识产权之承认等，均为法治发展过程中一显著趋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