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传统的思维，即形式主义的思维很难诠释正义。如果我们能够用其他的方法来解释并实现正义，那笔者认为值得一试。不妨让我们在这一案例的最基本理论问题上解放思想，或许会有新的思路。我们在借款人的问题上可以作这样一个区分：实际借款人与形式借款人。而且笔者认为作这样一个区分可以实际解决这一案件，并从实质正义上维护各形式借款人、担保人的合法权益。在这一案件中，王二为实际借款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的借款人为形式借款人。那么我们还可以继续引入另一个概念——实际合同当事人，它是相对于形式合同当事人（一般我们所讲的合同当事人）而言的。那么，按照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参见《担保法》第30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其立法意图可以这样理解：当事人串通可使直接利害关系人得以免责。可否这样认为：实际合同当事人（实际借款人）与贷款人串通，形式借款人可以免除合同义务。
笔者认为可以作上述理解。理由有以下几点：（1）《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中明确提到了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担保法》的立法意图是串通是直接利害关系人免责。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是有很大危害的，不但其损害结果的发生概率较高，还在于使市场主体对交易的安全存在怀疑而致畏惧交易。故在这种情况下免除被害者的责任可以促进交易，使市场主体放心大胆地从事交易活动。故在本案中，免除形式借款人合同义务是有法律依据和法理依据的。（2）本案中存在串通的事实及证据。“王二与李四很熟是好朋友”自然不能证明存在串通的法律事实，但是“李四没有认真审查借款的用途而致数额巨大的不良贷款得以出现”及“将款项直接交给王二”则可以证实，而且这样的证据是很容易收集的。按照一般人的标准，发放贷款要审查一下，贷款是否具体用到贷款用途的事项当中；贷款也应该直接交给形式借款人，而不是交给实际借款人，除非贷款人得到形式借款人的授权（本案中形式借款人并未授权，甚至信用社发放贷款的时候都没有到场）。这两项事实足以说明贷款人与实际借款人存在着串通的事实。法院完全可以基于上述理解而免除形式借款人的合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