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仍然必须从大量的创新性判决（实践）之中去观察、归纳和总结。我们还可以求助于对西方类似经验的考察、比较与分析。当然，我们必须十分警惕，西方的经验是特定情景下产生的，具有地方性。[6]但这并不否认其中也会揭示出一些共性问题，供我们汲取、佐证。而弄清楚我国法官实践所形成的合理边际之后，又反过来可以成为我们评判今后其他个案的依据和标准，为我国法院的创新性实践寻找理论的支点。这一点很重要。
我曾经参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组织的关于“行政诉讼协调问题”的论证会，对法院制度创新的艰难与顾忌深有感触。显然，他们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在理论、法律、传统和责任的夹缝之中彷徨、犹豫，踯躅前行。法院的协调，这个在《
行政诉讼法》实施伊始就相伴而生的现象，是不是像有些学者责难的，在现行制度中没有生存的法律空间？这种羁绊像一张挣脱不开的网，始终束缚着人们，挥洒不去。
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
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之所以要字斟句酌地改为“撤诉”，而不是直截了当地用“协调”，有着几许无奈。据说，也是因为有关权威机关对实践中的“协调”二字“不感冒”，通不过去，刻意要回避。
但我却对这种笨拙的躲闪（不具贬义）很不以为然。在司法审查完毕之后，法院不直接做出裁判，反而是建议行政机关拿回去再“三思而行”，这也不是《
行政诉讼法》里面原本就有的啊！[7]在环环相扣的诉讼程序之间挤进的这个程序，循着批判者刚才的批判，也难逃合法性的质疑。
因此，我想通过不断追问“法院是如何发展行政法的”，为其明晰创新的边际。如此良苦用心，只为了给法院解缚，苦心竭虑地为其寻求理论的空间、合法的殿堂。在我看来，只要是在合理的边际中，就“大胆的往前走呀，莫回头！”
还有一个最高的境界，一种类似功夫的化境，是我还不能企及的。我们还可以通过及时观察、研究和总结最新的法院判案，敏锐地捕捉审判发展的动向，梳理出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指导以后的行政审判实践。所以，我相当佩服剑桥大学法学院的De Smith教授,他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名著《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因为他而不朽。他甚至比法官们对实践还要敏感，还要身临其境，法官们没有感受到的动向，他觉察到了，还归纳总结了出来。实践的发展也一再印证了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