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音乐史的编纂为例，试图说明对于“作为历史学家的学者而言，作为现在的现在是没什么意思的”；以音乐史为例的另一目的，则是要告诉我们：抽象的研究能使想象的瞬间变成现实，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这样，历史研究的的意像性与现实性是一致的，并且事实上与现实性不可分离。”其实历史研究的意象性与现实性在柯氏看来并不相悖，他所讲到的现实性乃是“重演过去的历史学家现实的思想”，即涵义在于“它被现实地思考着”。
在上面，柯氏对历史研究的对象如何从抽象回归到现实进行了阐释，其实他想告诉读者：“思想史是可能的”这一中间过渡性的结论。接着，柯氏从上述结论出发，大胆地进行了推论“倘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思想，能够成为历史的也只有思想。”这个结论下的相当独断，柯氏认为科学只能是科学，而不是历史，他们都不能进行严格的历史研究，因为其中不包括思想的成分。于是历史研究的领域只能限制在纯粹的思想史领域。所以柯氏得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只不过此处的思想的意义很宽泛，它包括了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所有意思行为。
关于历史研究的出路何在，柯氏首先承认了历史事件内容的一部分是历史学家们所无法推演的，他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承认，历史学家不可能分享他叙事中的人物在做所叙之事时的那种情感和热度，并且，历史学家的情感热度只是与历史研究的本领，所做出的历史发现，以及所解除的历史疑惑联系在一起。”
因而，很明显，如果说历史学家是通过重演过去而认识过去，他的认识就缺乏原创性或发现，以致于“没有什么真正原创的或独创的发现或思想能够被历史地认识到。”
那么历史研究的成就体现在哪里呢？柯氏认为“在现在重演过去是要在一种赋予过去新质的情境中重演过去”。这种情境是对过去的否定。而历史研究和历史最大的区别或许在于历史研究的主体乃是具备现代性的人，而历史研究的主体则是处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或者说是经历那些事件的见证人。主体的现代性则使主体得以以气获得前人累积的经验和知识，更深刻地认识历史研究的对象，那么，虽然对于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无法演绎，但可以领会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和精神，并赋予它一种新质。“这种新质便是成为超越它的思想整体中的一个要素”，虽然它并不是思想整体本身。
在文章的后面，柯氏将其熟悉的两种知识论加以比较，以更好的凸显他所提出的论断。一种是实在论。实在论认为我们所认识的东西不会因为我们的认而改变，历史作为一种知识乃是荒唐的，或者说的极端一些：历史是不可能的。因此柯氏断言：“任何历史哲学为了反对一切实在论，都必定宣扬历史事实的意象性，反对实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