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几点建议
1、法治化的前提是，权责相当，职权清晰，岗位明确。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有多大的政府权力就有多大的政府责任，无限权力的政府必然被要求承担无限的责任。既然我们的政务官有如是无限的权力，就不要在问责时一脸无辜和无奈了；其二，对官员来讲，没有明确的职权划分，也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责任追究，权力的边界就是责任的边界，只有这样对官员来讲才是公平的，也才能尽可能的降低官员的职业风险。
2、从行政内问责走向人大问责，从依靠红头文件的问责走向依靠
宪法问责，是法治化的关键。为此，就要大力的宣传监督法等
宪法性文件，提升人大地位，将现有的法律用足，拓展制度的张力空间，走出强行政弱立法的政治格局。
3、程序化是法治化的核心。问责的程序性法律规定就是指问责的方式、方法、步骤和时限、证据规则等。官员问责的一般程序主要包括动议的提出、立案、调查、官员辩护、公布调查结果、提出处分意见、做出处理决定和公示送达等。官员问责程序的主要制度具体应该包括回避制度、听证制度、证据制度、案卷制度、救济制度、公开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对此不断完善的方法有两端：其一，提升规范文件的效力等级，将2004年开始实施的执政党内部文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提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其二，完善《公务法》里有关引咎辞职的程序性条款。
4、法治化还要避免两种倾向：其一，动辄要求立法的倾向。法制完善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英美法系的归纳法，即通过个案的实践积累不断的推进制度的完善；二是，大陆法系的演绎法，即先制定一个当时自认为完备的立法，然后依次指导实践。笔者认识，既然我国的行政问责还处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的起步阶段，可以考虑走一条从实践到立法、从地方立法到中央立法的不断完善的英美法系模式。因为制定不能实施的法律，比无法危害更大，它会极大的挫伤民众对法治的信仰，而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语）其二，以问责规避司法制裁的倾向，明确引咎辞职等问责与行政处分、刑事处分的关系和衔接方法，防止问题官员利用规范漏洞逃避司法责任追究，是问责成为官员的避难所和遮羞布。
【注释】作者： 倪洪涛（1974－），男，河南禹州人，湘潭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