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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政府对于偷逃赋役的行为治理不力，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乃是因为破坏赋役的行为是出自一个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豪民与里胥(也包括部分官员)有着密不可分的利害关系，一方行贿而得以逃避赋役，一方受贿而败坏法律。握有权力的里胥若严格依法办事则无法获得维持家庭生计的条件，权力寻租也是人情之常，对于地方富豪，以较小的代价即可获得大量利益，虽有法律威慑，但逐利的动机仍然强烈，更不必说由于是利益合谋，遭到法律制裁的几率也大为减小，也构成了逃避赋役的激励。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地方官员在税收征管上承担着沉重的财政责任。宣德五年规定：“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者俱令赴部给由，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就便铨注，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9] 嘉靖年间再一次重申：“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10] 征解税粮成为官员考课的硬指标，直接关系到地方官员的仕途前程。不能完成税收指标的，轻者停俸，重者不予升迁、降职。可以说，税法的败坏直接危及地方官的利益，他们因之成为推动变法的力量。
三、一条鞭法的内容
和明中叶以前的税收制度相比，一条鞭法并没有改变税负的总额，或至少目的不在于此。税政改革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它仅仅改变了税负征收的方式，并在实际上改变了各个纳税人对税负的承担。实行一条鞭法以前，无论赋役都是依据丁粮多少分为不同等则进行征纳，但是这种累进制的税收原则遭到了豪门大户的激烈抵制，由于强豪与税务经办人员的合谋，导致大量本应由富户承担的义务转嫁到贫民小户身上，相当一部分普通纳税人破家失业，最后也严重危及政府的财政基础。因此针对这样的情况，一条鞭法放弃了累进税制，采取了近似于一刀切的比例税制，希图通过矫枉过正的措施，改变豪民逃税、小民不堪重负的状况。
一条鞭法之前的税法采行累进税，奉行力多者多承担的公平原则，但实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小民往往因不堪重负而逃亡①，国家财政也不敷支用。一条鞭法同样宣称公平原则，不过此一公平已不是彼时富者多出意义上的公平，而是一体均当意义上的公平，也可以认为是较低水平上的公平。原因是从前较高层次上的公平不仅不能实现，且已损及小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一条鞭法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制度，它不求从根本上(彻底清丈地亩，整顿黄册，消除舞弊)革除弊端，而谋求一种较为现实和中庸的解决之道，虽然一体均征对于家仅薄田数亩的小民而言远非理想的政策，但是较之被富豪欺逼、胥吏压榨以至倾家荡产的悲惨境地，新的法律环境于大多数人仍是一种现实的改善。至于国家，则希望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有限地增加富户承担的实际义务，在贫富之间重新分配义务，使两者的负担维持在各自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而国家财政能够得到稳定的维持。
一条鞭法最经典的定义见于食货志：“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10] 但这里描绘的是一条鞭法的理想图景，而在实际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一条鞭法的实施在程度上是有明显差异的，但大体精神则是一致的。梁方仲先生曾将一条鞭法的特征归纳为合并编派、合并征收、用银缴纳、官收官解等[11]。各项税粮合并，采用统一的税则；各项差役合并；役归并到田赋中一体征收；赋原则上不再征收实物，役也由原来的力差、银差兼征改为统一纳银；在征收方式上由民收民解改官收官解，纳税人只需要交纳税银，至于田赋运送、差役征募均由官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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