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期禁毒立法从起步到逐渐完善，进而体系化。禁毒立法的核心是刑法典及特别
刑法，辅之以严格的行政处罚与管制。整个立法体系的精神核心是对毒品犯罪进行持续的严打。打击作为毒品政策的关键词，决定了整个禁毒立法是建立在
刑法、行政法基础上的。经过近20年的探索，至后期（1998年左右），提出了“三禁（禁吸、禁种、禁贩）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方针，并把打击贩运、减少毒品供应和禁吸戒毒、减少毒品需求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一）严厉禁毒的政策
国务院1981年8月27日曾发布《关于
重申严禁鸦片烟毒的通知》，1982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禁绝鸦片烟毒问题的紧急指示》。此后，以“禁绝毒品”作为最终目标，对毒品犯罪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压政策。从1982年开始，禁毒在“严打”的总体布局下逐步展开。针对毒品犯罪的“严打”曾有两次，一是1989年10月下旬到1990年春节前后进行的除“六害”专项斗争。二是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全国性的“严打”。
（二）禁毒的刑事法律
制定1979年《
刑法》时，由于毒品犯罪的数量少，毒品问题并不突出，立法者对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迅速扩散的趋势缺乏预见，因此量刑一般较轻。1980年代初期，过境贩毒引发的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吸毒人数持续上升，毒品案件不断增多，毒品危害日益严重，禁毒形势日益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连续以特别
刑法的形式对刑法典做了三次补充修订：一是，1982年3月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提高贩毒罪的最高法定刑至死刑，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贩毒，情节严重的，从重处罚。二是，1987年1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规定单位犯罪，为惩治以单位名义走私毒品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三是，1988年1月2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提高走私毒品的最高法定刑至死刑。明确了走私毒品罪的量刑档次。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以特别
刑法应对毒品问题，存在一些不足和漏洞，不能完全适应禁毒的需要，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一部专门针对毒品的单行法的形式，标志着我国的针对毒品立法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决定》以刑法规范为主，也有少量行政法规范。《决定》是1990年代以后打击毒品犯罪的主要法律武器，但其在立法技术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些罪名需及时采取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比较确切的界定，否则司法机关难以适用。有些条款仅规定了行为方式和法定刑，没有直接规定量刑标准。而且，构成犯罪的毒品数量起点标准在各地都不尽相同，损害了法制的统一性。
我国1997年《
刑法》进一步完善并明显加大了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97《
刑法》将《决定》中刑事部分的主要内容全部吸收并且明确《决定》中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从严惩处毒品犯罪，是我国禁毒刑事立法的显著特点之一，修订后的《
刑法》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1997年以后，我国毒品刑事法律基本稳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