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一般性或概括性的法律是人们遴选出来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手段。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认识和把握不确定性的能力不同，法律的一般性或概括性的程度是不同的，它能够提供的确定性的范围也有很大的差异。早期社会，法的确定性程度很低，主要表现为习惯法是法律的主要形式。习惯法含混、模糊，其普遍性程度较差，所以在适用上充满了任意性，从而为弄权者维护他们的特殊地位进行恣意解释提供了方便。成文法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习惯法的缺陷，使法的确定性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成文法产生初期，其归纳性和概括性仍比较差，明确程度也很低。加之，在相当长的时期，社会组织和管理的权力由少数特权者掌握，特权和不平等是社会的主基调，它高度渗透在法律适用之中。于是，在前现代社会，下列现象比较普遍：一是，尽管法律不能把权利指名赋予给某一个人，但按身份的标准把更多的权利只赋予给某一类人的情况是常事。法律的稳定性极差，法律被视为特权者统治的工具，根据他们的需要随意取舍和频繁变化；二是，制定法中充满了含混模糊和模棱两可的、便于弄权者任意解释的伸缩性极大的名词术语，甚至在西欧中世纪一度出现了以含混的地方习惯法作为法律的主要形式这一“从文明的门坎上倒退出去”(韦伯语) 的现象；三是，法律的适用自由裁量空间很大，没有严格的程序性限制。总之，在这个时期，法律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欠缺使得立法的不平等和司法权的滥用现象非常普遍，人类除了继续经历自然世界的偶然性折磨外，还不得不承受生活世界的任意性捉弄。
近现代社会以来，人们开始摒弃这种建立在特殊主义基础上的法律秩序，追求一种广泛范围内的普遍主义确定性。它立足于人的权利和自由，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随着法律的普遍主义特质被放大和提升，不论任何人或组织都必须服从法律的治理就成为法治社会的基本追求，以此来保证社会生活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为此，法律的规定必须明确、具体，如果法律中的每个主张和概念都会引起争论，法律将是难以忍受的麻烦。因为它不但不能纠正反而会加剧行为的混乱性，同时又会为弄权者在法律下的肆意妄为创造便利的条件。其次，法律必须保持一种稳定性，稳定性才能保证法的可预见性，这对法的确定性非常重要。对此，哈耶克说“就西方的繁荣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比西方普行的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做出的贡献更大”。〔9〕(P264) 此外，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美国学者埃尔斯特就把法不溯及既往作为现代
宪法中的权利保护的核心因素“合法原则”中的重要内容，甚至认为它与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相比，是排除恣意的惩罚、保证人们安全感的更为基本的条件。〔10〕(P3)
可见，不确定性催生了人们对确定性的价值诉求，这种诉求不仅使法律得以产生，而且推动着它的发展。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法的确定性逐渐成为一种权威性的话语，它涵盖了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两个方面。
三、不确定性与法的确定性问题
法律在提供一种确定的生活方面的作用很早就为人们所认识，如中国战国时期就有思想家认为法律可“明分使群”，〔11〕“化性起伪”，〔12〕并有利于防止徇私，即“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13〕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论述为什么要用法律统治时也说，“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 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14〕(P169) 但作为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法的确定性观念是在启蒙时期以后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实践中逐步成熟和制度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