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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只是一个方面，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共同体不仅出于安全考虑，同时更应该针对共同的优良生活。因此从希腊罗马到近现代的英美国家，对于国家或共同体这种社会组织，经常使用的是这一个词：commonwealth，即共同的福利和幸福。
亚里士多德说，但是在主奴关系的统治之外，还有一类自由人对自由人之间的统治，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出身相同。这类治理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谓城邦政治家的治理体系（宪政）；在这种体系中，统治者就必须先行研究受命和服从的品德，…（‘惟有起于民间，才能擅长治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品德虽属相异，但是好公民必须修习这两方面的才识，他应该懂得作为统治者，怎样治理自由的人们，而作为自由人之一又必须知道如何接受他人的统治—这就是一个好公民的品德。[23]
可见，亚里士多德划分宪政与“变态政体”的标准，是究竟是自由人对自由人的统治，还是专制的统治（以主人管理其奴隶的方式施行统治）。亚里士多德说，主奴管理的方式并不意味着主人就不重视奴隶的利益，相反，主人一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奴隶的利益，而且，当奴隶死亡时，主人就会丧失最重要的利益。
虽然奴仆同样关心自己的利益，但是奴仆绝对不会如主人那样关心那个共同体的利益。西塞罗说，罗马的宪制较其他的宪制更为优越的地方在于，其他的宪制都是由一个人制定的，而雅典的宪制是由许多人甚至许多代人共同制定的，而不依靠某一两个天才。认为，自由的宪制具有稳定性的效果。在由“主人”，或者说主体性的公民所组成的这种共同体中，公民不仅希望并能够获得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安全保证，他还对共同的福利和幸福有着确定的利益，因为作为主人，共同体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至少，作为主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使自己的这些利益和通过劳动获得幸福的权利恒久确定，他就会对共同体生活具有较奴仆更多的利益，对规则化的稳定的共同体生活具有深刻的利益。具有这种深刻的利益的“主人”的人数在国家中的比例，与这个国家的恒久的稳定性成正比。当“主人”的共同体与国家重合的时候，它就产生出一种具有稳定性的共同的优良生活，commonwealth。
共同体的宪政与主体性的公民之间具有这样一层功利关系，即当共同体的目的是保护作为“主人”的共同体的成员的利益的时候，共同体本身就具有了来自每一个成员的支持、拥戴和捍卫，就具有了坚固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因为它的存在，与每一个成员的利益息息相关。[24]
五、共同体的合法性
关于共同体的合法性，道理很简单，无需深奥的理论。如果猪代表了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别人抢走了我的猪，我所在的共同体不加干预，或者干脆就是我所在的共同体直接抢走了我的猪而不加合理补偿，那么我就有理由不再对这个共同体具有归属感和爱，在一些情况下，我甚至会愤起反抗这个未履行职责或者侵害我的共同体。当每个人的猪都可能被抢走，就会产生这样一种状况，就是每个人都有理由不再对共同体具有归属感和爱，甚至会愤起反抗这个未履行职责或者侵害我们的共同体。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共同体就不复存在了。枪支、愚弄和柏林墙固然可以暂时阻挡这种共同体的崩溃，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避免这种崩溃。
贡斯当认为，财产权并非什么特别神圣的东西，它与一般的自然权利是有区别的，应处于社会的管辖之下。但是财产权与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密切相关，其中一些方面根本不属于集体管辖的范围，另一些只在有限的程度上属于它。贡斯当说，“针对财产的专横权力，很快就会产生针对人的专横权力。”首先，因为专横权力有传染性；其次，因为对财产的侵犯必定会激起反抗，权力则会粗暴虐待进行反抗的被压迫者，而且，因为权力已经选定要夺走他的财产，结果就会导致侵犯他的自由。“蔑视人们的财产权将迅速导致蔑视人们的安全与生命。”贡斯当举了一个功利主义的例子：“我只想指出，采取这样的措施，政府将会大大地得不偿失。路易十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国王是绝对的君主，自然享有完全的自由去处理其臣民的一切财产。’但是，当国王自认为是臣民所拥有财产的绝对主人时，臣民们要么会藏匿他们的所有，要么会为它而斗争。如果他们把它藏起来，那对农业、商业、工业及各方面的繁荣都是严重的损失。如果他们把它滥用在轻浮粗陋的非生产性享乐中，那又说明他们已全然不顾它的有益用途。没有安全感，经济会成为诈骗，节制会变成轻率。当一切东西都可能被夺走的时候，人们会尽可能地消耗，以增加从掠夺下抢救一些东西的机会。再者，当一切都可能被夺走的时候，人们也必须尽可能地消耗，因为一切被消耗掉的东西就等于是从专横权力手中夺回来的东西。路易十四以为他正在表达一个非常有利于国王财富的观点。恰恰相反，他正在说的东西注定会毁掉国王，还有他们的人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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