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以“小人”之心度美国的“君子之腹”。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奖，尽管其本人感到意外，但美国肯定不意外——因为苏联刚刚解体，资本全球化的最大一个障碍已经消失，而新自由主义的整体方案最有利于美国主导的资本全球化。而就在1990年，“华盛顿共识”赫然出炉，一个由美国精心设计的，用于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的“理想国”方案大体完成。在俄罗斯和拉美是最初的两个重点试验，美国成功了，被试验者失败了。对拉美，美国的动机大抵是经济殖民，获得原料和市场；对俄罗斯，则是包裹在意识形态争议外衣之下的大国竞争战略的继续，苏联不存在了，但俄略斯也不能继续强大。因此，怎么办？给你“新自由主义”吧，卖光你的国企吧，压尽你的社会保障吧，外资控制你的战略性资源吧，给“自由”一个最小的政府吧，然后整个国家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这种新自由主义只有两个结果：最不平等的社会+最弱的国家。这是否也是我们的愿景呢？我们是否仍然应该仍然这样一种前途呢？
于是还是要回到国家，回到民族，回到主权概念。我欣喜的看到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已经有所察觉，如陈端洪主张在对外开放中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谨慎的利用WTO规则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他与国家法学者沟通过，但没有结果，因为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权已经过时，人权是时髦的，强调主权不利于“与国际接轨”——无语！知识产权法学者张平教授认为不应将知识产权看成是简单的私权，而应放在国家战略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定位，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美国就是这么对待知识产权的。这是学者的明智之见，但很对民商法学者还简单的坚持“知识产权私权论”，不可谓不短视。我发现在我们时代的综合性的公共论辩中，“经济学非主流”、新左派、民族主义者、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新儒家都强调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前途和利益，而唯独所谓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者最少提到国家与民族，这种现象值得玩味。也许真的有些人是别有用心，但也肯定有一部分人是因为选择了一定的知识传统就决定了一定的学术命运，这提醒我们即使是大的学者也要时刻保持警醒，注意反思自己的知识结构的时代性和局限性，注意及时的更新。比如我就发现很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很多的民法学者在论证中国问题时已经开始集体性的表现出知识上的陈旧和狭隘，这一点在国企改革大辩论和“
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中已经暴露无疑。别有用心是可责难的，无知却是无辜的，但后者却有责任去更新自己的知识，以跟上我们的时代——否则不是他缚住了时代，而是时代抛弃了他。
当代中国，又历数千年未经之大变局，而此次不再是基本无知而什么都得估量着学习，什么都得走一边的时候，而是中国人民历经1840年以来近170年气势恢宏、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到了一个总结归纳的时代——应该说，在近现代的谱系上，我们该经历的基本都经历了，该学习的也基本都学了个遍，我们要开始以历史负责的态度对过去的170年进行总结，但至少是对1949年以来的近60年进行总结。这又涉及到中国革命（包括文革，一场“灵魂革命”，一场对于千年中国的意义可能更加深远的一场革命）和毛泽东的重估问题——这是我们时代的中国人必须要做的根本作业，绕不开，就是绕不开，不管你的最隐秘心态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