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行政诉讼的意义有二：一是给合法权益被侵犯的行政相对人提供救济；二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本案的特殊价值可能更多地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国家公共利益，因为许多农民住上了新房，还获得了每亩3万元的补偿，尽管这种补偿与开发商和政府从中得到的利益无法相比，但他们大多数认为还可以接受，不想再踏上令人生畏的艰难的民告官之路。至于政府是否违法，国家的农用地越来越少，与他们的利益似乎不是太密切。因此，我们应该特别鼓励少数权利意识强的农民进行这种诉讼。
记者：从中国的第一起行政诉讼案例到现在，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转变？
姜：中国的第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很难确定是哪一例，有人说是1987年浙江农民包郑超告县政府案。但1982年制定的《
民事诉讼法（试行）》就规定法院可以受理“民告官”的案子，这期间各级法院已经审理了很多行政案件，1989年《
行政诉讼法》制定，1990年10月1日实施，按照这个时间，中国的行政诉讼已有将近17年了。这17年我觉得至少呈现三个特点：第一，从原告来说，公民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以前不敢告、不愿告、不会告，那时候“民不告官”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而现在，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本世纪这几年平均每年达到10万件行政案件的事实说明，许多公民已经敢于运用行政诉权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有人开始打公益诉讼的官司了，像乔占祥告铁道部春运涨价案、“湖南一村主任以纳税人之名告财政局预算外买车”案等等，公民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第二，从被告来说，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这个案子省政府自己主动撤销之前的决定。过去政府害怕老百姓告，压制老百姓告，即使告了也不出庭，出庭了也不执行，现在情况好多了，尽管不可过于乐观。我去年去青海，与一个市政府秘书长聊天，他说现在我办每一件事都问（自己或秘书）三条：一是我有没有这个权力办这个事，二是法律对这个事有什么规定，三是这个事依法要走什么程序，有了这三条我就不怎么怕做被告了。他说的这三条可以说是依法行政的最主要的内容。这表明我们的政府通过这些年的行政诉讼，依法行政的意识大大的增强了。第三，法院更加会办行政案件了。过去不知道怎么审，没有经验，也没有技巧，现在摸到一些规律了，也掌握了一些技巧，比如有些地方告县政府，法院有难处怕干预的话，就会报到上一级法院，请求指定管辖，交叉管辖。这样慢慢地积累了经验，司法实践的水平大大提高了。
记者：在这个案子里面，浙江省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了2005年7月23日作出的同意将22.9659公顷国有土地划拨给奉化市土地流转中心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现象在以前似乎很少见，您如何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