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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分析，既然规范化的诉求使得学界普遍关注作为方法的法社会学与作为方法的注释法学之间的相对关系，那么法社会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无人或者少人问津和关心也就再正常不过了。构成一种研究范式进步的最为根本的，因而也是更为长远的学术方法的训练与累积等等也就都无从谈起。如此看来，两个层次的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面相。而所有问题之根本均在于学界缺乏对于法社会学实证研究的真正理解、稳步推进与扎实的理论准备。
因此，法社会学研究过分的雄心勃勃却反过来映衬出研究者研究能力的先天不足，法社会学到目前为止的学术积累使得研究者几乎无法达到自己给自己预定的理论目标：与自然科学仅仅因试管没有洗干净就可能导致试验失败不同的是，在中国从事法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正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既缺乏外在的激励，也没有迫切的内在需要，一种与注释法学分庭抗礼的学术外逻辑的支配使得法社会学研究几乎从一开始就目标模糊，定位混乱，只注意了解构的一面，而忽视了建构的一面。研究者只注意到了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出现对于消解传统的注释法学一统天下局面的正面意义，而忽视了同样作为规范化重要蕴涵的另一层面的问题，即法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本身的学术积累和踏实努力，以至于相当比例的法社会学研究者缺乏从事法社会学研究所必须的基本的学术方法尤其是调研方法的训练就仓促从事了所谓的实证研究。[7] (P2)比如有的研究就违背了社会学研究严格的随机抽样和抽取足够样本数量这一基本的统计方法，而是先实施随机抽样，再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减去某一些或增加某一些样本，或直接以能够得到的样本作为代表总体的样本，这样在有限的不具有代表性的样本面前，研究者试图窥斑览豹，却往往只能得到“窥斑览斑”的尴尬结果，在错误的方法基础上得到的调研信息和实证材料又几乎无法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平台使其抽象出普遍化的一般理论，强行为之，甚至还会导向错误的一般理论。而由于此种现象的普遍盛行以及学者自知短时期内进行方法论的补课机会成本过高，所以有学术自觉的研究者便不得不提出“看上去很美”的辩护策略：“也许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对规模有限的样本或关键个案进行全面的深度描述，不急于以此为跳板试图一蹴而就地达到所谓的一般理论层面。”[7]（P5）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法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宏观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个案或者电影、小说等文本等弱资本支持的研究对象了。这样，对于规范化的诉求也就仅仅停留在了打破注释法学研究方法垄断这一表面层次上，又由于缺乏实实在在的研究方法的训练，以至于即使这一层次上的规范化努力也仅仅停留在口号的层次上。
四、进一步的追问：可能的方向与法学界的使命
那么，上文的分析又可以帮助我们对法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进行哪些有效的反思呢？
（一）本土化研究不必固守乡土社会的背景。
我们并不质疑本土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及其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建构的深远影响，但是是否本土化研究之目的就一定要以研究对象的剪裁和取舍而达致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毋庸讳言，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似乎总是存在着一种未被言明，却总是不加控制的如影随形的亲密关系。一个学者几乎总是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对固定的研究对象发生兴趣，也许，相对于研究数据的剪裁而言，对于研究对象的潜意识的取舍对于研究结论的潜在影响才是更加实质的，因而也才是更加致命的。
邓正来教授在对苏力的研究进行批评时曾指出，苏力已有的研究似乎都“剥离了中国在当下所处于其间的世界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复杂影响”，“由于缺失了中国制度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关照，苏力的‘基层’和‘乡村’实际上成了一种‘抽象的’、‘概念的’简单中国，而非‘具体的’、‘真实的’复杂中国，进而更是无力对他所试图解释的中国现实问题做出有效的解释了。”[12]
急剧发展变化的中国正在逐步告别乡土社会，甚至有人提出了“村落的终结”的表述，在这样一个社会空前变革的转型期，作为中国司法之最一般典型代表的早已不是乡土社会中的司法状况，现阶段的中国式问题似乎更多的蕴涵在迅速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地区。我们应该对这种变化有足够的认识，并将研究对象从乡土社会移向“都市里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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