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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过于强烈的本土化诉求以及对于中国国情判断的失察（或者说是有意曲解），使得选择乡土中国的民事纠纷作为目前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分析对象是一种学术策略的主动选择。
三、方法还是学科：规范化语境下的法社会学定位
我们知道，学界规范化讨论是以《学人》三君子陈平原、汪晖和王守常经“学术史”的讨论而启动，并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的加入为契机而得以盛行的，其主要诉求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尊重他人学术成果，杜绝抄袭、剽窃现象；2、健全学术评价机制，建立自主性的知识生产机制；3、促进严肃学术交流，开展追求知识增量的学术批评；4、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实现符合学术场域自身规律的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型。
前文已经论证，法社会学研究是在规范化与本土化讨论的背景之下产生并盛行的，它试图通过对于长期以来统治法学研究领域的注释法学话语的消解从而实现法学研究从政治法学向社会法学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法社会学是一种对于既有研究范式的一种反叛，是一种方法论的革新，因而构成了中国法学研究规范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甚至是首要环节。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随即出现：既有的注释法学也并非一无是处，它仍然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因而不会随着法社会学的兴起而自动退出法学研究舞台，甚至它的存在仍然有且永远有其必要性，因此两种似乎相互矛盾和冲突的方法如何统一到对具体法律问题的研究上来，以及如何处理注释法学和法社会学这两种法学方法论在具体研究中运用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十分令人迷惘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一个并不十分严格的意义上其实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法社会学：即作为方法的法社会学和作为学科的法社会学，前者注重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传统上属于注释法学的课题，试图通过实践中收集到的数据对既有的理论命题或结论进行证实或证伪，如王亚新教授的诸多实证研究就是典型代表，而后者则以国家法和民间法的互动甚至是民间法本身的运作逻辑为其研究对象，更多是类似于“权术”的实践经验的研究，在研究与分析中甚至很少运用到法学概念，而更多的是其他学科的知识。它不但需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法学问题，还以某个法现象在社会因素中的关联为考察对象，由于其具有了相对明确和独立的研究对象，因而这种法社会学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的形式出现的，与传统法学以法条为研究对象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个时候我们甚至很难再把这样一种研究视为法学的研究，而更多地具备了社会学法学的性质，成为了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或者说，一种社会学法学的研究，因此这一派的学者格外强调交叉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种突破知识分类和学科界限的努力在他们的研究中构成了一条若有若无的线索。苏力教授所主持的关于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的研究应该属于此类。如果说前者是法社会学的话，那么后者似乎称之为社会学法学更为合适。 两种研究范式显示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论旨趣。但是本文关心的问题在于，由于规范化的诉求使得这两种法社会学研究和既有的注释法学研究方法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微妙关系？
笔者认为，在规范化诉求过于强烈的语境之下，作为方法的法社会学压过了作为学科的法社会学生成和发展的空间。甚至连苏力教授也认为：“社科法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促使整个中国法学研究的转向。”[11]研究者本身并不把追求法社会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作为奋斗目标，而是仍然关注于中国法学研究范式——即规范化——的进步。可见规范化诉求对于学者研究的潜在影响。但是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严重的是，作为方法的法社会学在有意识地抵御同样作为方法的注释法学对于法学研究的垄断地位并尝试在任何可能的场合取代其对法学问题的解释。比如有很多研究者在规范化讨论中高歌猛进，过于极端地主张规范化就是要推翻既有的研究方法，实现方法论的“全面”突围与替代。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把经验研究强调到了极端，甚至只进行经验研究，而少有甚至没有理论升华，明确拒绝与注释法学携手，这类研究在描述性话语（descriptive statements）与规范性话语(normative statements)中过分执拗于前者因而显得不够客观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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