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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现代主义一样，批判法学也是对前述文化危机做出的一种反应。比较而言，作者显然对批判法学派及新左派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甚至在许多方面与其保持着一致。所不同者，作者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法治自由论者，一如既往地捍卫法治和权利，反对有关法律不确定性的论点、反对批判法学派对权利的批评。
中国古人论诗，讲究“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本书开篇，以“吾辈哥白尼主义者”命名其导言，确有爆竹开花，振聋发聩之效。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正是哥白尼革命“把我们从一个封闭的世界带到一个不确定的宇宙”。[11]导致了对我们在万物秩序中自身地位的重新评估，将我们从一种封闭的、地球人类中心的世界转入到一种不确定的、无关紧要的宇宙——进而，在这个宇宙上，我们并非惟一重要的，而只是混迹于其他众多自然现象中的一种自然现象而已”。[12]
1890年，薛福成途经香港、新加坡时，看到两地不过五六十年间即由荒岛变为巨埠，曾慨叹说“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13]仰慕西方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就在薛福成发出那番感叹不到半个世纪之前，在国人眼里，中国乃是世界之中心，天下之共主，“抚有万邦”，“威德覃敷，远无弗届。”蕞尔英伦、区区岛夷，何足道哉！谁曾想到，斗转星移，日月轮回，就是这区区岛夷的数叶小舟，几发乱炮，一夜之间，便搅得个老大帝国沦为了“东亚病夫”。
由此看来，鸦片战争对于东方世界的震撼恰似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基督教世界的震撼。西方人在失去了上帝的庇护以后，开始重新寻找人的位置；中国人在失去了天朝上国、世界中心的想像以后，也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只是前者是自发的、主动的；后者是触发的、被动的。如果套用本书作者的观点，我们中国人其实早在19世纪中叶以后，即已体验到、而且至今仍在忍受着现代主义那种无家可归般的困窘：我们既丧失了传统的领地，又未找到新的家园；我们早已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束缚，却又无从逃避。
于是乎，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了。最先看到的西人长技不过是“坚船利炮”，以为只要我们“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可反败为胜。因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技术制造坚船利炮，以期御敌于国门之外。然而随着1894年甲午战争的败绩，中国人的洋务梦也告破灭了。接下来，先进的中国人又看到了西人的“良法美政”。1898年的戊戌变法及1902-1911年长达10年的晚清“新政”，堪称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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