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不止是深受儒学影响的汉族政权不能摆脱礼制的束缚，就连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在礼仪制度方面向汉族靠拢，表现出浓厚的汉化色彩。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很重视礼乐制度。如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对许多礼仪进行了汉化改革。北齐时又制定了《北齐仪注》，是有关礼仪的集大成著作。后来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辽、金以及元、清，一方面保存了本民族的一些风俗，同时又大量采用汉族礼仪，实行礼仪双轨制。因为他们认识到，要有效地统治广大中原地区，礼乐制度是最佳选择。这样既可以整顿社会秩序，同时也可以得到中原人民的承认，为其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中国古代农民在起义之初，也会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等打破封建等级制度的口号和主张，但他们一旦取得胜利，建立政权后，依然没有摆脱礼制的政治模式，礼乐也成为他们统治的最佳手段。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到唐末的黄巢起义，一直到近代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概莫能外[12] (pp74～75) 。由上可见，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包括少数民族和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都没有在政治上突破礼的束缚，政权模式没有走出礼制的制约。这在根本上是由于礼与中国古代的等级社会相适应，对于维持有效的统治有着极大的作用。
【注释】马小红. 礼与法.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13.
张晋藩. 论礼 ——中国法文化的核心1 政法论坛,1995 , (3) .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上) .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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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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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费孝通. 乡土中国. 北京:三联书店,1985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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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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