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印度政府的预期恰恰相反的是，
宪法第
42条修正案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基本架构”限制学说的影响力，其正当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1978年，印度议会再次酝酿修改修宪程序，按照草案的规定，如果将来的
宪法修改涉及下列事项，就必须付诸公民投票决定：（1）
宪法的世俗或民主特征；（2）
宪法第三篇规定的公民权利；（3）自由和公正的选举；（4）司法之独立性；（5）公民投票之规定。虽然上述草案得到了人民院的同意，但由于议会联邦院的反对而未获通过。按照印度学者的看法，上述事项实际上就是议会眼中
宪法之“基本架构”，议会的这个举措也意味着议会对于“基本架构限制”理论的最终接受。[50]而至少在1980年代以及之后，“基本架构限制”理论就已经成为印度
宪法的一个确定命题。[51]
七、简单的分析
从比较
宪法的角度看，修宪机关（议会）超越修宪限制的情形在印度表现得最为突出，议会与最高法院之间的斗争也表现得最为激烈。当然，自从印度最高法院在1980年的MinervaMills v. India案中宣告第44条
宪法修正案之第55款无效之后，印度议会并没有再度掀起对抗，“基本架构限制”作为一个确定的
宪法命题得到了各界广泛的接受。从表面上看，这一切似乎是表明，司法部门完全可以作为
宪法的“唯一守护者”，对修宪机关是否超越修宪限制的行为进行有力的监控。不过，对于印度的这个例子而言，与其说它是司法部门可以成为修宪限制监控者的证明，不如说这个事例本身表明了印度法律制度的某种非正常状态。这种非正常状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印度议会对修宪权的滥用，
宪法之修改几沦落为
宪法之摧毁；二是最高法院与议会之间围绕
宪法修改的争斗。
本文认为，即使没有
宪法的明文规定，
宪法修改依然存在特定的界限。原因在于，其一，
宪法并非条文的杂乱组合，而是一个承载特定价值的秩序体系。[52]例如，美国宪法序言规定，
宪法的目的，就在于“建设更完美的联邦”(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宪法的修改当然不能偏离这个方向。[53]其二，
宪法修改不同于法律修改。立法机关修改法律的权力当然包括废除法律的权力，因为立法机关修改法律的权力并非来自特定之法律，而是来源于
宪法；而
宪法修改则完全不同，修宪机关的修宪权并非其固有，而是源于
宪法之授权。既然
宪法修改的法律效力来源于现存
宪法，因此从逻辑上说修宪机关决不能将现行
宪法所承载的价值体系完全摧毁，这就像一个人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使自己离地三尺一样。那种通过修改
宪法将现存
宪法完全改变的做法，事实上可能存在，但从逻辑上说这已经不是“修改”
宪法，而是在“摧毁”
宪法了。
不过，修宪机关不能超越
宪法修改存在的特定限制，并不表明法院可以当然成为修宪限制的监督者和执行者。这两者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换言之，司法审查不能扩展到修宪权之行使。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分权原则之下，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并非绝对。如果法院既可以解释
宪法，又可以宣告
宪法修正案无效，则势必会威胁到法院与权力机关之间的微妙平衡。其次，正像美国当代著名宪法学家Tribe所指出的那样，国会提出
宪法修正案的事实，足以反映国家对现行
宪法运作方式的深刻不满。诉诸
宪法修改的行为，应当视为是国家整个法律体系已经出现某不连贯界点(a point of discontinuity)的信号。这个界点虽然没有达到革命的激烈程度，但远远不能以普通立法的方式解决。在这种情形之下，法院并不是具有解决此问题能力的适当机关。[54]再次，在印度，像美国一样，对
宪法修正案的司法审查，以具体讼案的发生为条件。这两者之间的时间差使得法院的司法审查只有在某
宪法修正案生效多年之后才能进行，而此时已经形成了以此
宪法修正案为基础的、较为稳固的法律制度。这将使法院面临非常困难的抉择：如果宣告
宪法修正案无效，就等于触发了一场法律“地震”。比如说，在美国，
宪法第
14条修正案被称为美国宪法的“拱顶石”，[55]但由于在程序方面的问题，一直有人指责它是无效的。因此在20世纪50、60年代有人接二连三在法院对它的效力提出挑战。[56]但在这个时候法院所能做的，只能是维护，而决不可能是推翻
宪法第
14条修正案。既如此，为什么非要置法院于尴尬境地呢？！最后，司法审查的意义，在于对多数民主施加一种必要的制约。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法院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当整个社会都处于狂热状态之时，即使法院保持清醒，它也不能独挽狂澜于既倒、独扶大厦于将倾。需知，司法究非万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