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点专业化内涵，也要看中国宪法学学术活动的专业化。
学术活动的专业化主要看讨论什么问题，而不是看参加多少人。在中国，统计学术活动，填表的时候看参加了多少人，参加了什么一百人啊、两百人，外国人就笑，两百人的会议怎么开啊。我们在报重点学科材料的时候，有一个学科写了一次会议的参加人数是250人，我说你这么多人会议怎么开啊，分组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这样效果反而不好。会议主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ppt上06年中国宪法学界讨论的问题与国际宪法学界讨论的问题。
右边是去年国际宪法学界召开的三次比较重要的学术会议。去年4月份，在南非召开的一次会议讨论了“过渡期后的宪政”问题；去年9月份，在芬兰讨论了“接纳抑或排斥—
宪法的作用”，谈到“
宪法在排斥和接纳妇女中的作用概览”、“反对歧视的宪法制度的演变”以及“性别与
宪法权利”等三个分主题；对比我们国家，会议主题尚没有这么具体，比如我们好像没有专门讨论过类似男女平等这样具体的问题，虽然大家都谈男女平等很重要，而其实现程度很差，但我们从来没有专门就这个问题研讨过。10月份的一次会议讨论了“法治：在
宪法框架内协调宗教与文化”，例如阿富汗的制宪过程，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
宪法的制定过程，这部号称21世纪第一部
宪法中，美国的宪政观念是如何影响它的，他是怎样一部价值综合体，会出现什么冲突。
左边是中国宪法学在同一个时期内召开的一些会议的主题，比如5月份的“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学术对话”，这类对话在国际宪法学界是没有听说过的，来梵教授也知道这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呢，用童之伟教授的话来讲，是童老师讲的哦，你们不同意可以找他，（笑声）‘民法帝国主义“的出现严重地削弱了正在开始形成的
宪法价值，如果不及时“反击”，（笑声）民法的价值就会高于
宪法的价值，那么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就受到价值上的巨大的障碍。基于这样的原因，去年一年开了类似主题的一些会议。林教授也去了，人大的会议也去了，前几周还去政法大学就这个问题作了“宪法学者眼中的民法”的讲座。为什么要对话？这不是要和民法学者争什么地位的问题，而是从价值体系上，合理地定位
宪法价值和民法价值的基础问题，至于谁高谁低并不是核心问题。可见，中国学者都在讨论这些基础性的问题。我们还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以及关于其他的一些问题的会议。基本上是一些宏观的，而不是一些微观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我们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重大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还缺少一种深刻的学术内涵，跟国际上的讨论的问题相比较，我们讨论问题的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通过这个表可以分析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