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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争”展现了古今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在沟通古人与今人、融合过去与现在、从“大视域”的观点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既要“丢弃自己”，以便设想古人之处境，避免以今度古、以今解古，又要“不只是丢弃自己”，而要同时“也把自身一起带到过去的视域中去”以便“理解”过去。避免古今隔离。这种既区别又结合的矛盾或“紧张关系”，是一个理解历史的过程，也是包括理解在内的历史实在自身显示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研究历史应该是一种创造活动的原因。[[14]]（ｐ277）
解决之法，一是，如上面所述，研究者站在古今融合论的立场，对古人保持一种“同情的理解”。陈寅恪先生说：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系统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15]]（ｐ247—248）
二是，要对语言表述、研究方法保持一种反省。陈惠馨先生认为，“研究者如果没有说明清楚自己的叙述与分析脉络，传统法制可能在研究者的叙述中变得无法辨认或被改变了面貌”。要“小心”的使用现代法学上的法律语言、分类及体系观点去分析传统中国法律，并且尽可能对研究方法保持一种反省，以弥补出现的纰漏。[[16]]（Ｐ7—23）
此外，论证推理中的“默证”使用要当心。默证也叫消极推理，即据无有推断实无，并判断实有，即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陈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顾颉刚被认为是滥用默证最出色的学者。类似问题因篇幅所限，恕不详述。
以上是读了《“灋”义》及相关论著后想说的话，既是读书心得，也是篇研究综述。年前，张永和先生让我为《法义》作序，思考许久，决计以此充之，但愿没有不着边际，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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