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社会下的“民风淳朴”是一种奢求？
钟凯
【摘要】契约运动带来的平等与自由能够最大限度满足每个人的潜在可能性的全面发展，以现代法治为支撑的诚信观念则为市场经济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道德正当性，而中国传统伦理也可从另一维度为我们带来相互间的情感依存——这正是欧洲著名伦理学家海勒提出的新的“美好生活”的三大价值判断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民风淳朴”具有同一价值感受的新生活于我们而言，并不是一种奢求。这一切的前提是：事关公共选择的制度和规则能够充分保障契约（包括个人契约和社会契约）的实现并为人们所信赖。
【关键词】民风淳朴；市场经济；熟人社会；契约社会
【全文】
“熟人社会”的温馨记忆
提起“民风淳朴”，许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这样一些景象：田间劳作的农民，山间采茶的农妇，镇上摆摊赶集的农商，人们尊老敬贤、不尚讼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忆往岁月，安然恬静的生活、简单详和的人际关系，足以令人心旷神怡、深深向往。这就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笔下的“熟人社会”。群居是人类的天然习性，从古至今，熟人关系始终存在于所有社会形态。熟人关系通常表现为伦理，梁漱溟先生曾说：“伦理（种种熟人关系——笔者注）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可以说， 没有熟人的相伴，人生将变得不可想象。然而，熟人关系能够在社会人际关系中居主导地位，则是受某种特定生产方式（如农耕生产）支配所实现的。
中国传统社会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之中，其人际关系主要以地缘、亲缘和血缘作为纽带，牢固的熟人关系以及封闭性的生产方式，使人们彼此间保持频繁的交往和依赖密切的合作，从而相互产生较强的情感依附。熟人之间高度重视亲情、友情、乡情，相互之间讲究礼节、谦让，相互尊敬。也正是这种稳固的血缘、地缘纽带，把祖祖辈辈的命运都联系起来，荣辱与共，因而人人都必须注重信义和声誉，才能保证自己获得别人的认可。人情和“面子”是熟人社会的通行证，也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调节器：一个人的“面子”越广，便越能在社会中获得尊重，社会地位也就越高；如果有了纠纷或矛盾，为避免伤及人情和“面子”，大家通常不愿斤斤计较，彼此能相互容忍，即便冲突升级，也最终能够在“面子”（德高望重者）的斡旋调解下得到缓冲和化解。在这样的社会里，“鸡犬之声相闻”，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生活在对方的视野里，只要稍有出轨，就可能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因此人人都能自觉抵制道德风险，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以至形成良好道德风尚，给人以民风淳朴、社会和谐的印象和感受。
在众多社会学家眼里，“熟人社会”就是乡土中国的代名词。然而，对于已习惯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大潮中冲浪的都市人来说，乡土生活与都市社会似乎正变得越来越遥远：在水泥森林中，人与人之间常常充斥着冷漠、谎言和暴力，金钱至上、惟利是图大行其道，社会信用濒临破产、治安环境趋于恶化……对这一切，人们纷纷抱怨人心不古、淳朴风气不再，痛陈整个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但不得不提的是，在当代各类研究刊物中，“熟人社会”仍然是各学科（如法学、社会学）炙手可热的研究对象，不管是学者还是政府官员，都将“熟人社会”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本土资源”。这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疑惑，熟人文化难道不仅仅存在于老一代人的记忆里，而是正以一种不易觉察的新形式隐匿于日常生活中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为什么我们竟再也感受不到它的温情脉脉，取而代之的却是充满紧张、焦虑的人际关系和所谓的道德危机呢？其实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而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文化、观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因此，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要与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相应的制度变迁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