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见证与参与法制建设进程。电视法制节目承担着见证、观察研究与描述法制建设进程的使命，与此同时，电视又作为一种独立的主体，参与了社会动员。首先，电视以其特有的记录手法，可以真实、直观、准确地记录和再现法制运作中的历史事件和大案要案的处理过程、背景、环境，以及当事人的言行和意见等等。尽管多少经过了节目制作者的主观解释，也反映了采访者当时的主观意图，但相对于文字和语言的描述，电视节目的基本素材更适于记录历史事件和案件真实，尤其是电视镜头所捕捉到的一些细节(例如表情、语气、情绪、语言表述以及服饰、举止和地理环境等)，实际上是不可篡改，不可代替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些素材本身可以起到证据的作用，并成为研究现代中国法制建设发展史的珍贵史料。
其次，电视法制节目的制作者，在多数的情况下，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和立场进行报道和调查的，真实和客观公正，是对报道者的基本职业道德要求。这时，一种中立的立场是必须保证的。尤其是在纠纷发生之际，当事人各方往往会各执一词，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也可能错综复杂，冷静客观地听取各方的陈述和意见，为观众提供一个自主判断的基础，是电视法制节目的一种特殊价值。电视节目制作者不同于法官，他们的任务不是做出判断和裁决，而是提供素材，由观众进行判断。电视报道不同于审判过程，它不仅关注案件事实和法律根据，还应透过案件本身，让观众看得更多、更深，留给他们的思考和评价的余地更多。
再次，当电视法制节目的某些素材积累到一定程度，从中可以观察到某些具有倾向性和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时，往往也是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该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机。专题报道、讨论分析或综述性节目，往往能够调动多种手段和资源，关注并研究这些社会问题。在这里，节目制作者的职业敏感和研究能力同样重要，而他们所占有的大量信息和文献资料以及电视手段，又为他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这些研究可以是开放性的，提出问题，展示分歧，表明不同的方案、意见及其理由，并可以通过专家的话语向社会传达问题所在，唤起社会的共同关心并参与讨论，对于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后，近年来，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已日渐成熟和强大，逐步确立了自身的利益、理念、视角和风格，例如关注弱势群体、注重不同利益和价值的冲突、对不良现象和揭露与批判等等，在这里媒体的主体性已经能够鲜明地区别于其工具性，媒体自身的价值也由此得到社会公众的肯定。但无庸讳言，媒体的主体性与表达者(立法者、专家、群众等)之间的区别与矛盾也必然会表面化。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在我国的现实社会环境中，普通民众有时仍然难以把媒体与党和国家及政府完全分离开来，他们对媒体的信任一部分来自对其背后的权力的迷信，对媒体的声音也分别采取盲从、半信半疑、利用、乃至逆反和批判等迥然不同的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对民众的影响和调动成效是显著的。例如，我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实施以来，由于包括电视法制节目在内的电视媒体全力以赴的努力，通过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的宣传活动，以及日常的大量的消费者纠纷案例的报道，使广大民众逐渐熟悉了《消法》的精神和内容，学会了运用《消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使法律的精神潜移默化地深入了社会。12•4法制宣传日的建立，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由此，电视媒体也树立了自己的良好社会形象，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公信度。
第二，行使报道权和舆论监督，促进政治公开化和民众的知情权。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秩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政治公开化和民众的知情权的满足，这种目标，很大程度是通过媒体行使报道权实现的，因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被视为现代民主的象征和社会权利。电视法制节目对立法过程、司法程序等的报道，尤其是对法制运作实况的报道，不仅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渠道，而且能够直接起到舆论监督的功能。
所谓舆论监督并非是一种法定的监督权，而属于社会监督的范畴，舆论通过其特定功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客观上能够起到监督的社会功能。这种监督并不必然启动任何救济机制，但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压力或权力，因此被称之为“第四权力”(the fourth estate)。在现代社会，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始终存在，然而这一问题在我国又有其特殊的意义，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不少争论。[2]在我国，由于司法独立尚未真正实现，这类影响对于司法的正常运作有可能是致命的。但必须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而不是扼杀舆论监督本身。换言之，司法独立不能通过禁止舆论监督来获得，而应该在体制上获得保证。在中国，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舆论监督)都属于需要继续加强和保护的领域。事实证明，由于我国目前法制还不够健全，对司法的干预导致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确实还严重存在，因此，社会对于司法的监督受到社会的普遍拥护。根据一份对法官、律师和记者进行的社会调查，三类受调查人群虽然都认为新闻舆论对司法公正的“作用有限”，但还是共同认可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不够”。[3]调查也可以明显看到不同群体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由于社会各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对舆论监督的作用和意义很难产生完全的共识。就现状而言，目前舆论监督表现出以下一些显著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