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大幅度的限制主张，是只能以杀止杀，必须把死刑局限于谋杀罪，罪犯都没有杀人，政府怎么能杀人呢？先把死刑局限于谋杀罪，杀人的严重性才不会被其他的罪名掩盖，杀人才会成为最不可容忍的犯罪。然后以杀止杀的错误就可能被更广泛的接受。另外，中国刑事案件的辩护率很低，基于各种原因，律师不愿代理刑事案件，也很难较深的介入实质性的审理。很多案件开庭只花2、3个小时，就判被告死刑了。所以减少死刑判决，与整个诉讼与司法制度的改革又连在一起。肖扬先生最近两年开始呼吁减少死刑，今年7月1日开始，各省法院对所有死刑案件的二审进行开庭审理，这也是一个好的变化。
死刑与人体器官移植
王：中国还有一个与死刑相关的人权问题。目前全世界的人体器官移植，大量来自中国死刑犯的器官。福柯曾说，“犯人的肉体变成国王的财产”。这只是哲学意义上的象征，但在中国，却成了一个事实描述。我们的问题是国家不但剥夺罪犯的生命，而且征用死刑犯的身体，把他们死去的肉体“国有化”。
丹麦、英国等媒体有过许多批评。中国卫生部的副部长黄洁夫，在今年11月的人体器官移植大会上公开表示，除少部分器官来自交通事故的死者外，中国的器官移植大部分来自死刑犯。他说“中国政府会尽力说服死刑犯及其家属，同意犯人被处决之后捐出器官”。据卫生部的统计，每年有8000—9000多例器官移植，其中肾脏移植大致有5000多例，肝脏移植在2004年有2600例。中国每年的死刑执行人数一直是个谜，一位法学家刘仁文的研究测算是“一年8000人”，他曾在北京见过你。大赦国际的估算，2004年执行死刑的数字是3400人。占全世界执行死刑人数3797人的90％。2005年判处死刑的至少有1770人。但以卫生部披露的人体器官移植的规模来推算，我个人倾向于刘先生的数字。有记者在北京的医院调查，在120多间厕所里都发现了器官买卖的广告。中国卫生部颁布了一个《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禁止人体器官买卖，医院临床用的器官，必须“经捐赠者书面同意”。这个规定从今年7月1日开始执行。这当然是一个进步。我的问题是，即使所有死刑犯都有书面同意，死刑犯成为一个社会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你会如何在道德和人权的角度上评价它的影响？
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详细的信息。一个被关在监狱中即将被处死的人，怎么可能有平等的契约权利呢。如果一个人没被判死刑，你可以与他协商，比如今后将遗体捐献给医院做医学研究。被判死刑了，就不能再去问他，他已经丧失了自由的同意权。我可以用一句话，很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这是纳粹的做法。如果导致了一个局面，为了取得一个人的器官，而倾向于判决死刑和执行死刑，那这是人类最野蛮、最残忍的制度，我甚至不能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