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神学的可能性：基督教与自由主义-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当然这个超验价值传统可以对接和追溯到任何的意义体系中去，譬如秋风和萧瀚的超验主义倾向，就向着儒家倾斜了。刘军宁和秦晖也在向儒家倾斜，但只是功能主义的，不像秋风和萧瀚那样有明显的对超验价值的饥渴慕义。另一部分年轻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在寻求信仰、寻求最高超验价值的道路中，最终走向或是正在接近耶稣基督。以基督的精神，以基督信仰作为世俗的一个平等观念和自由价值的一个坚定的磐石。像作家余杰、北村等，法学的范亚峰、李柏光、王怡等，以及亲近基督教的陈永苗、滕彪、许志永和作家焦国标等人，还有李和平、张星水、高智晟等一批开始接受基督信仰的自由派律师。年轻一代中杨支柱似乎是比较彻底的世俗主义者，在对儒家价值传统的态度上也和他的老师秦晖不太一样。对基督徒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对自由的看法已经超越了洛克以来完全权利化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自由当然意味着，但又不仅仅意味着人世间的必须被政治尊重的权利束，更意味着政治的基本价值和个人的生命甘愿受神的话语的约束，并在神的话语中得释放，个人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和恩典，政治也在罪孽当中得到一个基本的和平和自由的秩序。自由主义解释和捍卫的是关系意义上的自由，基督徒领受和追求的是本体意义上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的本质是顺服，因为人的全然自主是一个幻像，没有绝对的主体性可言，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和基督信仰的出发点倒是一样的，就是破碎人的完整性。所以人要么顺服在神的真道之下，像他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样，得着真自由。要么就顺服在血气、意志和理性的骄傲之下作罪的奴仆。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是世俗意义上的，群己权界意义上的，而不是本体意义上的。基督徒的自由主义者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接受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和宪政民主的制度成就，包括政教分离的宪政原则。但我们开始在这种本体意义上的自由观下，去重新思考关系意义上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并思考自己在一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追求当中的生命价值。
　　这是一个最近可以观察到的趋势，无神论或有神论，是国内自由主义思潮出现的一个变化。如果从保守主义的角度说，就是普世的保守主义者，和本土的保守主义者之分。
　　当我们从自由主义向着宪政主义推进时，就会更多地谈到约束的问题。秋风对宪政的一个理解就是追求原则，约束意志。原则的来源就是理性。我的重心不是放在原则上，而是放在约束上。我对宪政的理解是主权者的一种自我约束，自我限制。问题就有三个，为什么要约束，凭什么约束，拿什么约束。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世界谁怕谁，到底是谁约束谁？第一个问题自由主义者之间几乎没有分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权力制衡的学说和相应的制度成就。但在约束的对象上，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会出现分歧。民主主义者会认为主要是约束政府权力，人民约束政府，是一个最简单的表述。但我们认为人民没有约束的本钱，人民是被约束的对象之一。宪政从逻辑上说首先是立法权受约束的政治，然后才是政府受约束。现实路径上往往则是反过来的。所以我在民主与宪政之间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观念上的宪政派，行动上的民主派。观念上我们之间的看法大概是一样的，约束的本质就是约束意志。人的意志，管它是政府的，君王的还是人民的，我们绝不承认意志有最高的政治合法性。
　　但第二个凭什么约束的问题，我们有了分歧。秋风凭的是理性，理性也是人的，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既不承认人的意志有最高的政治合法性，也不承认人的理性有最高的政治合法性。如果理性只是人自己开发出来的话，理性本身也是危险的。当然英美式的经验主义的理性，比欧陆的唯理主义好得多。但所谓好得多，是因为英美的基督教传统，给了人一种比理性更谦卑的态度，给了理性一种更高的约束。理性的源头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承受真理启示他自己。用圣经的话说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理性约束意志也是对的，只是我不把理性放在第一位。我把约的来源放在第一位。所以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在那个更高的约束上。英美的普通法道路是一种谦卑的，可以接受对意志的约束的政法体系。秋风对普通法宪政主义的解读我很认同，因为发现规则是比制定规则更谦卑也更安全的。但普通法更根本的一种品质是承受规则，这比发现规则更重要。因为“发现”强调的还是理性的自我开发，人有本事去发现，这比人有本事去创设要好一点，但好得有限。因为发现了不一样要遵守啊。就像使徒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不都是这样吗。抽烟的人说抽烟不好，这是理性，但戒得了的有几个呢。我想大家都会承认顺服比认识更艰难。所以普通法道路最了不起的一点，不能它能发现规则，而是发现了之后它愿意顺服，也能够顺服。发现规则的力量是理性，但使它承受规则的力量不是理性，而是一种比理性更高的约束。世人都有理性，但我们只在清教徒的传统中看到了这种顺服是如何获胜的。